从当代老年人口的三大特征看老年教育

全面认识当今中国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包括他们的学习特点、需求特点、社会态度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特点，以及他们走过的时代映射在其身上所留下的特定痕迹，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老年教育的历史定位，科学地谋划老年教育的各项工作，清楚地辨析老年教育与其他教育样式之间的区别及其自身的规律性，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的特色之路。

一、老年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1、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数据表明，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76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1.188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前的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共计1.299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33%；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8811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96%。十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据预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变化还将进一步延续，2020年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达到2.31亿，2030年增至3.35亿，2040年再扩大到3.84亿，2051年超过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为4.37亿，老年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提示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渴求老年教育，老年大学的数量与规模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如何满足所有希望进入老年大学学习的老年人的愿望，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2、老年人口文化程度提高：

在1990至2010年二十年间，我国人口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拥有大学及大专文化的人数增加了10351万，拥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的人数增加了9685万，拥有初中文化的人数增加了25500万，与此同时，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减少了6134万，相较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文盲人口减少3041万人，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显然，国民的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这就预示着，今后的老年人将可能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老年人的特点，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某个领域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不仅具有更为宽阔的人生视野，更为自信，且其心智也更为成熟。这样的老年人将给老年大学带来何种挑战？社会心理学通过一系列实验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信息传递（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越有知识，文化程度越高，接受单方面影响的可能性越小，更善于自我推理，自我分析，自我寻求问题答案。

第二，信息传递（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越有知识，文化程度越高，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力越强。

第三，信息传递（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越有知识，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拒绝意义浅显、内涵单薄、道理简单的信息，越偏好意义复杂、内涵深厚、道理深刻的信息。

据此，加强课程的内涵建设，提升课程的高科技含量，强化课程的权威性，提高课程的品质，应该成为老年大学发展的基本思路。

3、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正在缩小：

在1990至2010年二十年间，我国地区性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迅速缩小。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比例为5.57％，高于这一水平的有12个省份，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即中东部地区；低于这一水平的有18个省份，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上海市，为9.38％；最低的是青海省，只有3.07％。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差别使得老年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东大西小，东快西慢”的不平衡现象。

而我们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到的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数据表明，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占比一项中，达到10%的省份有6个，比2000年“五普”时增加了5个。超过7%的省份已经达到了26个，比10年前多了13个。而低于7%的省份仅剩下5个。我国已有27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百万。

这一变化传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老年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教育机构的时机到了，老年大学进入了全面普及也就是“大普及”的新时期。

二、老年人口的社会学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就老年群体而言，以往只需对其作年龄上的界分，就可以基本明了该群体特点以及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区别所在，但在今天依此认识老年群体就远远不够了。今天的老年群体内部出现了因经济、文化、家庭、养老方式、生活方式、城乡差别等因素的相异而形成的不同类型，如独生子女家庭老人、子女进城务工的留守老人、以及跟随“流动”子女异地而居的老人等，这些类型的老年人群人数众多，特点鲜明，是近几年，政府和老年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其中理应包括老年教育。

1、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群体：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整整40年，我们在享受计划生育迅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其背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开始逐渐凸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计划生育产生的大规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一份2010年在全国四个省份针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生存状态的调查发现：

（1）家庭结构：

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空巢比例非常高，接近六成（56.3%）。其中，只生育一个女儿的父母老年以后，家庭成为空巢的可能性（61.7%）大大高于生育一个男孩的父母家庭（51.8%），即独女户老年父母面对的生活挑战更大、更尖锐，他们是老年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人。

（2）经济来源：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的生活来源，排列在前5位的分别是；“种地”（70.8%）、“儿女给钱”（24.1%）、“打零工”（17.0%），“社会救助”（16.8%）和“养老金”（11.7%）。在这5项生活来源中，以“种地”和“打零工”为生活来源的人数高达87.8%；“儿女给钱”对父母养老的经济贡献率为24.1%；另外两项来自社会提供的经济保障（社会救助和养老金），比例为28.5%。两相对照，社会保障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生活的经济支撑力略强于儿女。

（3）经济来源对其生活的支撑程度：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中，1.1%的人反映以自己现有的收入应付日常生活“宽裕，有节余”，20.2%的人觉得“基本够用，略有节余”，二者相加，具有不同程度生活宽裕感的人数比略高于五分之一。另有36.1%的人反映“有点紧张，没有结余”；28.5%的人感到“比较紧张，必须省吃俭用过日子”；14.1%的人则是“十分困难”，具有不同程度生活窘困感的人数比近五分之四。

（4）亲子关系：

调查显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遇到困难时的第一选择是儿女（67.9%），其次是亲戚（60.2%），再次是配偶52.6%），三者高居榜首，比位居第四位的“政府”高出了15-30个百分点。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对此，调查者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赞成孩子结婚后和父母分开生活”，58.5%农村独生子女父母“赞成孩子结婚之后最好和父母分开生活”，其中81.7%的人希望“孩子最好住在自己附近，以方便相互照顾”，18.3%的人甚至希望“孩子和自己住得远些，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分而不离”是绝大多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选择。既然不愿意“离”，为什么要选择“分”呢？调查中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孩子已经在生活条件较好的城里安家落户，您愿意搬过去和他一起生活吗？”，对此，只有21.9%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表示“会的”；48.2%的人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去和孩子一起生活”；29.9%的人表示“自己还没有想好”。近一半人选择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理由有三：一是“孩子家庭不欢迎”；二是“自己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三是“不想给孩子找麻烦”。这种情况反映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在亲子关系上既自信也理智，自信来自于情感，理智来自于现实，他们清楚地知道，当自己步入老年时与已婚孩子之间在赡养与照料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而所横隔在自己和孩子之间的不是感情，而是客观现实，比如儿女的下岗失业、低收入乃至无收入。再者两代人各自个性化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社会行为所构筑的代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留守老年人群体：

因子代长期离开居住地致使父母独自留守家里的老年人群体，学界将其称之为“留守老人”。子代异地迁移的类型主要有二，一是在国内从相对落后的地区迁往相对发达的地区；二是从国内迁往国外。留守老人面临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1）经济供养：

相关研究表明，子女迁移后对留守老人的经济影响是积极的，留守老人通常以收到汇款的方式得到子女提供的更多经济支持，生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医病保健能力也相应有所提高。有调查发现，农民工汇款占家庭收入50%以上农村家庭的比例高达46.3%。与国外相比，我国外迁子女向家庭汇款的比例最高^（1）。

问题在于留守老人从迁移子女那里得到的经济供养缺少必要的稳定性，其原因主要在于，进城务工子女没有稳定的职业保障，流动频繁，收入起伏；多就业于技术含量低、薪酬低、福利低的“三低”岗位，自身生活压力大，供养能力不足；子女对老年父母是否提供经济供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孝道的理解和遵从，缺少硬约束。这也就是城市留守老人多储蓄自保、农村留守老人多耕种自养的原因。

（2）生活照料：

子女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老年人原有的生活格局，使得家庭失去或减少显在或潜在的照料提供者，甚至出现家庭照料上的“飞地”，即空白。如果社会照料机构发育不成熟，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家庭因儿子不在身边导致的老年照料缺失的话，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将缩短，健康状况恶化。

（3）精神慰藉：

留守老人的精神孤寂是一个严重问题，且随着年龄增长和生理衰退的累积，与外界沟通日渐困难，他们的精神孤寂感愈来愈强烈。2010年国内的一项调查，留守老人的闲暇活动主要是串门聊天（86.63%）和看电视（58.38%），其次是散步（45.84%），少量的人听广播和读书看报，公共文化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偶尔与在外的子女联系之外，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交往频率并不高，大多数亲戚只在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的时候才会有所交流，从家族得到的精神慰藉非常有限的。

3、流动老年人群体：

以城镇务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国城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该事件的演绎者被称之为“流动人口”。自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作为“问题”为全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包括对随流动子女而流动进城的流动老人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社会适应：

流动老人一般有两种类型，一是自己进城务工多年因年龄增长而步入老年的人；二是因子女在城市务工需要“搭把手”（如看管孙辈、照看门面等）而随之长期滞留城市的人。一项研究发现，在流动老人中21.05%的人认为，与过去在家乡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好多了”；44.74%的人认为“好一些”，二者总和高达65.79%，感到“差不多”和“差远了”的比例分别28.95%和5.26%，显然流动老人进城之后，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他们的问题在于始终潜藏于心的“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他们将自己定位于“外地人”，找不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听不到自己熟悉的家乡话，看不到自己熟悉的街坊邻居，有些人关起门来说方言、吃风味、忆从前，存在着社会适应不良。

“熟悉感”即社会适应的结果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幸福十分重要，我国学者的共同观点是：“老年人居家养老，可以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对家人的眷恋和感情上的依赖，得到精神慰籍，有利于身心健康”^（2）。因此，提高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性应该是全社会共同担当的社会责任之一，其中包括老年教育。

（2）社会支持：

一项调查，当问及流动老人“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时，78.99%的人表示“一个也没有”；13.75%的人说自己有1-2位这样的朋友；4.74%的人有3-5位；2.52%的人有6位及6位以上，大多数流动老人的社会支持资源较为贫瘠乃至严重缺乏。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多来自于家庭，其中主要是儿女和配偶。

除此之外，流动老人主动向组织诉求寻求支持的人数几近为零。一项样本为76人的调查，只有三位流动老人在遇到紧急事件或困难情况时，曾经向社区求助过精神上的安慰和关心，其余的人选择的是“自己想办法”。当问及“是否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时，81.53%的人“从不参加”，12.9%的人“偶尔参加”，“经常参加”与“积极参加”的人分别只有2.63%和2.95%，大多数流动老人表现出明显的心理疏离感。

老年教育作为面向老年人的教育必须很好地研究这些老年人，既希望他们能够迈进老年大学，也是否可以考虑把老年教育送到他们身边；既希望他们喜欢常规的老年课程，也是否可以考虑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特色专业或特色课程；既希望他们能够连续一年或两年不间断地坐在老年大学课堂上，也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特点开设短平快的培训班，或专题班。总之，他们是老年教育研究不能遗漏的老年人群，是推进老年教育前行不能忽略的老年对象。

三、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本文想说的是几个与老年教育有关的、并且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老年人学习心理和行为特点。

1、学习愿望强烈：

已有的大量研究一致性显示，绝大多数老年人具有强烈的迈进老年大学学习愿望，如新近的一项调查，当问及是否赞同“人老了学习没有用”的说法时，74.9%的老年人明确表示“不同意”，7.95%的人认为“不好说”，持赞同态度的仅为17.16%。在近3/4的老年人看来，“学习是不分年龄的，活到老就应该学到老”，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依次为：

第一，通过学习能够使自己的老年生活更加充实，更具价值，更有意义（59.41%）。

第二，通过学习能够使自己的身心更加健康，更具活力，从而优化老年人生，提高老年生命质量（57.32%）。

第三，通过学习能够使自己获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紧跟社会前进步伐，成为“不落伍，不掉队”的名副其实的现代人（52.72%）。

第四，通过学习可以增进人际交往，结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愉悦身心，舒畅情志，摆脱封闭狭小、孤独寂寞的生存状态（51.88%）。

第五，通过学习可以为老年生活注入科学性，让自己吃得科学，行的科学，医的科学，乐的科学，与人相处的科学，减少困惑与矛盾，从而延缓衰老，健康长寿（48.95%）。

这些表述反映了老年人对老年教育的高度认同感，以及强烈的学习愿望。

然而，尽管愿望强烈，认同度高，但老年人实际参与老年大学学习的人数在老年人口总数中只是一小部分，一项含478个有效样本的调查发现，曾经及正在老年大学学习的人数比不到8.%（38人，7.95%），92.05%的老年人从未走入过老年教育。老年人的学习愿望与学习行动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路途辗转，缺少安全感；其二，牵扯拖累，家务主力军；其三，除以上两点外，其他的原因还有学习费用高、教室环境不好、课程内容不实用、老师授课呆板少趣味。

2、精神生活日渐丰富：

随着生活水平和老年人文化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内容日渐丰富，除看电视，阅读报刊，投身各种文体健身活动，如打拳练操、跳舞唱歌、打牌下棋，以及参加知识学习，如老年大学、社区或企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的科普讲座等，老年旅游业的兴旺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针对老年精神需求所做的大量研究，老年教育学家麦克拉斯基提出的“老年教育需求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和表达。麦克拉斯基指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有五种^（3）：

（1）应付需求。年事的增长给许多老年人带来不愉快的心理体验和不可逆转的生理变化，为了保持身心健康，老年人必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应付这些变化，以使生活更加完美。

（2）贡献需求。老年人怀有利他愿望，希望通过给予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进自我价值。

（3）表现需求。弥补年轻时因忙碌无暇顾及的兴趣爱好，退休后积极投入各种文化活动，在活动中获得内在的回馈，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4）影响需求。老年人希望影响社会，得到自我价值的肯定，为此而参加老年学习，以习得新的能够支持自己有效影响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5）超越需求。老年人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意义，超越生理限制，更多地进行内省性思考，领悟人生的内涵。

以上五种需求，很好地解释了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学习的动机、愿望和目的。

3、注重文体保健：

在各地老年大学，文体类课程和保健类课程都是最受老年人欢迎的课程，参加人数最多，到课率最高，课堂气氛也最活跃。不仅如此，很多参加这两类课程的老年人不但课上学，还课下练；不仅自己学，还教给家人和朋友；不仅有理论，还将所学的技能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积极地实践，形成了课上课下、校内校外、自己他人之间积极地有效互动。不但放大了老年大学教育的社会效应，扩大了老年大学的社会影响，也是老年大学办学的目的所在，老年教育的宗旨。

然而，在这番热闹的下面潜藏着的问题在于，老年人现代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缺憾甚多。一项运用国际通用科技素养调查问卷进行的多人群比较调查显示，老年人的现代科技素养十分不理想。该问卷设置了25个题目，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地理、天文、航空、医学、数学及保健多个方面。考察难度分作最一般的科学观点、略为复杂的基本科学观点和复杂性程度略高一些的基本科学观点三大类，结果发现，在学生、企业职工、老年和公务员四类群体之间，回答正确率最高的是公务人员，表现出较好的科技素质及群体科技素质较为整齐的特点。正确率排在第二位的是学生和职工，老年群体位居其后（表1）。

表1.      基本科学观点回答正确率比较表（%）

一项对老年群体人文素养的调查也有同样发现（表2），老年人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具传统色彩的基本知识掌握得较好。与之相应的是，老年人在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也比较强。但是，当老年人面对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新知识、新观点时，却表现得茫然无措，力不从心，个别题目上的正确率甚至为零，如“供求关系与价格涨跌无关”（24.2%）、“恩格尔系数指什么？”（17.0%）、“GDP指什么？”（0%）。

表2.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达标率比较表（%）

 现代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不足很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出现社会适应困难，以致因这种困难的阻挠而无法如愿以偿的参与社会。这就摆在老年大学面前的一个问题，如何在满足老年人文体和保健需求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他们的现代科技和人文素质，缩小老年人群与中青年人群在“现代”这个平台上的距离，使得老年人能够真正实现与时俱进，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贡献者和重要的人力资源，老年大学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应该是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    南京人口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4），46-67。

2、杜娟、杜夏，城乡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的探讨，人口研究，2002（2），49-53。

3、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