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跨入“耳顺”之年后，即进入老年教育这一新天地。曾先后在老干部大学、老龄大学等校开讲“诸子百家”、“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这不仅是我在退休后，感到“老有所用”，生活得很充实。更重要的是使我结识了许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他们从不同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却对学习弘扬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执着的追求。这一经历让我感受到老年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后经学习我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个感受越发强烈：“我国老年教育在促成全民文化自觉的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不揣浅陋，写下点滴体会，供大家批评：
（一）对老年教育的特性，可以从新角度切入，取得新的认识
把老年教育定性为“继续教育”，并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这已经是国际、国内教育界的共识。这是基于认为人类教育是个持续的过程，并把人生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受教育阶段。这比之于以往仅认为成年前才需要教育的看法，是大踏步前进了。可是，这还是从教育的共性来论述的，对老年教育的特殊性，还需要进一步揭示。
曾经有人把老年教育的特性，概括为“休闲教育”，或“愉快教育”。现在看来，这并不准确。因为，“休闲教育”只是老年教育乃至整个成人教育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它通过文化休闲、娱乐体育等活动，使老年人丰富生活，促进健康。同样，“愉快教育”是老年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并非老年教育所独有的。
经反复思考，我认为老年教育的特性在于“智慧教育”，它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性是“知识教育”。
中国普通教育的模式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钱穆比较中西教育曾提出：“西方教育重在传授知识，知识对象重在向外之事物。故必分门别类，互不相通……故西方学校必有分科分年制，又分小学中学大学”（《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建国后我国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是“重在传授知识”的特性，并没有根本改变。由此派生出重在应试等现象。这里不作展开。
老年教育为智慧教育与普通教育属知识教育，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首先，知识教育所注重的是获得彼此有别的各领域的知识，即“分门别类，原不相通”的外在世界的各种知识；智慧教育所注重的是把握宇宙、社会、人生之究竟或整体。老年教育虽也设各种课程，但人们并不太在意其知识细节，而注重领悟：涌动于古今的历史潮流与走向，做人的道理与生活的意义，真善美相通的哲理。其次，智慧教育中智慧领悟，完全是靠学院员个体自觉、自由、自得的。这里没有知识教育中的测评、考试之类外加的压力，也没有任何谋职、谋位，评级、评薪的功利性驱动。再次，达到教育目标的途径也不同。知识教育靠的是知识的迭加达到认识的飞跃。智慧教育是个体在以往感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感性活动交互作用来达到的。这一途径叫做理性的直觉，也即是通常在科学实验、艺术创作、道德践履中的顿悟。老年教育的对象有着丰富的阅历，有着非常宝贵的感性经验。这是普通教育中年青学生所不可能具有的。
弄清老年教育是智慧教育这一特性，对于认识老年教育在我国文化大繁荣中的历史地位，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二）文化自觉说到底，是民族智慧的大觉醒。这是一个由少数知识精英的先觉逐渐辐射到全民族觉醒的长过程。
前面已涉及智慧和知识的区别。智慧的内涵要比知识广。民族智慧是民族整体的文化精神。它包括该民族所长期形成的洞察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基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民族智慧往往在社会变迁、民族危机、与异域文明冲突时，得到大反思、大觉醒、大提升。这即所谓文化自觉。
近代一次文化自觉发生在五四时期。“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当时中国知识精英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和激烈的社会变革，怀着深深的忧患。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对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发起攻击。同时，西方各种学说，如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非理性主义等，都被当作“新思潮”介绍进来，传播开来。于是中西文化之间势必发生冲撞、争论。“中西之争”其政治层面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文化层面是要找到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合适基础之上，“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这样，不断从忧患，到反思，到引进，到冲撞，到再反思，把社会的许多阶层都卷入到文化反思浪潮中，大大促进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变革进程。
当今我国社会正在热议“文化自觉”。经过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酝酿，党中央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确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大课题。然而文化自觉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是先由少数知识精英“先觉”，然后再逐步扩散，以致最后达到全社会全民族的民族智慧的大觉醒。那倒不单是知识分子大多干着与文化相关的事业（要知道知识分子中也有不甚清醒者，更不要提还有心术、学术不端者）。重要的是，要对中外文化各自的特点，冲突、比较、融合的现状，以及发展的趋势，要有深切的把握，非得由高瞻远瞩的学术大家来担当不可。譬如，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现在各种倾向都有。有自疑而缺乏自信者，有自我贬损而全价否定者，又借弘扬而抵制吸纳外来先进文明者，又借继承而传播糟粕进而敛财者……那就极需各文化领域中的大家，进而深入的梳理和高屋建瓴地引导。
让我们再来审视：在全民族文化自觉中老年教育的历史地位。我国老年教育，28年来发展很快，已有相当的规模，现已覆盖了全国31 个省、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其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大。首先，我国老年教育的教师和研究队伍中，不乏有在各文化学术领域中颇有造诣的专门家。他们还热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这是一支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我们告别老一辈的大师，并期盼新大师产生的时候，不能错以为新大师只能产生在博士成堆的地方。大家熟知的陶行知，就是一位大教育家、文化大师。他吸收、改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我国积极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提倡教学改革。他长期从事于平民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我国长年从事老年教育研究的队伍正在壮大。继以时日，从中也将会产生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思想家。其次，我国老年教育已经成为正在推进的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地。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上海老年人几近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老年教育的学员大都是老年人口中思想活跃、文化素养较高的一部分。增强这一部分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当前和睦家庭、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有着独特的作用。所谓“抓一代，促两代，带三代”的说法，就是对其作用的生动概括。
（三）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使老年教育事业大有可为。
党中央关于“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号召，大大提高了关心和从事老年教育工作同仁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甚感我国老年教育事业大有可为。这里，我仅从操作层面设想三点：
第一，拓展课程设置，以适应文化大发展之需求。如果把现有课程分为“术”和“说”两大类，（所谓“术”，指重在操作、演练，如绘画、书法、舞蹈、拳操、钢琴、插花等课程；所谓“说”，指重在论说、分析，如《论语》选读、《史记》选读等。）那么明显存在前者重后者轻的畸轻畸重现象。这是由于学员需求和师资力量等方面原因造成的。然而，从老年教育是智慧教育的特性来说，这两方面应该是均衡发展的。丰富的感性体验，加上积极的理性思索，有益于智慧的生成。笔者曾在上海老龄大学等开讲偏重理论分析的课程，数年来报名者甚众。可见学员还是有着方面需求的。建议市级老年教育单位（包括挂靠在全日制高校内的老年大学）多开设一些诸如《论语精读》、《孟子选读》、《国学概论》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
第二，充分运用公共文化资源，使老年教育办得更加生动活泼。近年来政府加强对文化设施的投入，各类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宫、图书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为老年教育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校外教学基地。譬如要开设《上海历史》课程，“古代上海”部分就可考察青浦崧泽文化遗址，“近代上海”、“红色上海”、“上海名人”等可选择的参观点更多。讲“今日上海”可以参观工业园区、创意园区。又如开设《中外绘画交流史》，刘海粟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中吴冠中等作品展览，都是难得的研究上品。
第三、大力普及老年人的电脑教学。在电子信息技术快书发展的时代，不会使用电脑的老人，必然会与社会、世界产生隔膜，并逐渐被边缘化。这对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是极其不利的。老年教育要尽可能创造条件吸引老年人接触网络文化，并鼓励学员回家后向小辈学习，与小辈交流。这会形成这样的场面：儿孙教老人学电脑以“尽孝”，老人关怀儿孙参与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以“示慈”。老、中、青三代人在家庭内互相上网学习、交流，真是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