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可以让我们的老年教育进入其他的教育领域吗？
我这里具体指的是进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网络教育、特别是普通高等教育等领域。
长期以来，可能是由于资源不足，但主要是可能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些类型的教育领域，都集中心思于为社会、经济建设培养实用人才的目标，专注于所谓“适龄人员”学历、文凭的资格培训，缺乏更宽阔的文化传承和人文关怀视野。所以，也就很少看得到在这些领域里，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课程与教学。为老年人打开这里的门户，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记得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曾阅读过一本总结美国大学本科生教育经验的书，其中在介绍“校园扩展”的部分中就指出，“大学已经开始与那些具有强烈的个人兴趣而不是出于职业需要的退休人员建立联系。……有时，高等院校利用学生住宿楼宇接纳这些老年学生，不仅提供住宿，而且也提供继续教育。”他们怀着极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自问：“……一个公民，生产劳动一生之后，仅仅因为年龄和体力的限制，为什么就让他们像野草一样，在智力上单调无味地消磨余生呢？”作者深谋远虑，并且强烈建议，“大学要考虑使成年人进入校园的学习安排，并且形成一个能在跨代人之间实现观念和经历交流的学习社会。”[1]该书还具体列举了许多美国大学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校园扩展范例。我们所知道的其他许多先进国家，也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入正规普通院校学习的事实。
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老年教育的今天，面对我国老年大学已经蓬勃发展却还供不应求的现实，我建议老年教育主管领导、执事人员应当在这一点上，多留一个心眼，必要时应该尽快起步，扩展我们的教育形式。例如，使一些具有强烈的个人兴趣的老人直接进入普通高校的课堂，这是我们创新老年教育，并且提升教育水平和质量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这里的扩展和创新，当然还是以正规的、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形式，以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为依托。在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法之下，包括现在我们已经办得不错的、仿效正规学校的各种老年大学，有校长、有固定的教室、有专任教师、有一整套的行政人员班子……，这样按部就班上课的老年教育，我们肯定还是要继续发展，但要有新的思路，不能只盯住这座太窄的独木桥。
为此，下面再提一提可能纳入老年教育视野的两种其它教育形式的问题。
之二：可以充分发挥文化、旅游等设施对老年人的教育功能吗？
这里的设施，包括文化馆、纪念馆、博物馆等，还可以包括许多其它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自然或文化旅游景区（或景点）。近年来，国内的这些设施，许多地方已经为老年人免费开放，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我认为还可以再前进一点。正如有些批评性的提示，说我们的老年教育不是在办文化馆、俱乐部那样，我们也可以反向：我们的文化场馆或景区，为了扩大或提升社会效益，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开展相应内容的教育，包括老年教育？为什么不能让老人们在参观游览活动中，接受相应的文学和艺术、历史和传统、地理和地质、民族和人类习性、政治和文明、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普及或更高层次的教育，或至少引起他们思考、追问、讨论的兴趣？这只需要增加一间小会议室，配备一名或几名有相应学历的教师即可，不会增加大量的财政投入；只需主管领导重视，教学、研究人员参与，注意责任落实，注意经验积累和提高即可。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这样由党领导的统一国家，这样的老年教育形式创新，可以说是最可实行的创新。
这种不固定的、非系统的、流水作业式的教育形式，也可以找到相近但不完全等同的“洋”案例，如文献[2]中之所列，但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赘引。这里，我主张还是我们多自主思考，在我们自己的国情下，特别是优越的制度机制下，自主创新的可能性与进退、得失吧！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形式创新，可能在这里会是一个亮点。
之三：认识沙龙，看看它：是否可以对老年人发挥教育和学习的作用？
了解一下沙龙发展的历史，可能有助于理解这种作用，有助于我们这里所要求的创新。
据考察，沙龙（Salon）起始于17世纪的法国。当初，沙龙乃宫廷或贵族家庭里的“客厅”或“会客室”之意，后来逐渐成为西欧上流社会贵妇人圈子里的一种社交活动或聚会，主要谈论文学、艺术、政治及其它时尚话题。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这种聚会已逐渐褪去其贵族色彩而悄然进入知识界和大学。知识分子逐渐取代贵妇人而成为沙龙的主流成员，从而慢慢改变着沙龙的性质，使之由原本的生活沙龙演化为学术沙龙，并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传播到全世界。有考证说明，类似沙龙的学术聚会，在我国也是早已有之，20世纪以来的“二流堂”、“太太客厅”，特别是1942年在当时西南联大兴起的“十一学会”和1985年在厦门大学开始举办的“潘记沙龙”等，其教育、学习的学术特征，更是非常明显。[3]与西方人的差别可能只是：西方人在沙龙里喝咖啡，而我们中国的沙龙则主要喝茶。
笔者所经历过的沙龙，多是在国外访问的时候，还有就是在国内接待来访者的时候。在其中，确实是增进了对访问者的目的、愿望的了解，加深了彼此在某些问题上的交流，包括对教育认知的差异等等。而较长时间参与的沙龙，留有教育和学习印记的则有三个：一是大学毕业前一年，做毕业论文时的“讨论班”；二是退休后不久就参加的复旦退休教师协会组织的“老年学研讨班”；三是今年初参加由居住所在小区党支部举办的每月一次的“老教师沙龙”。这些沙龙或拟似沙龙，对推动我的持续学习和思考非常重要，可惜在这篇短文里，无法多说。
联系本处的主题，我希望我们的老年教育也要研究和思考：如何开通这个渠道？我们应该争取，在城镇居民生活社区，在农村的生产队，在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逐步兴办一些专注于老年教育的“文化沙龙”，启发、吸引老人们，就某些感兴趣的问题，通过讨论、交流，达成相互教育和学习的目的，以增长知识、关心社会、关心和谐、提高文明素养、交友谈心、健康养身……，使它们虽不举“学校”和“教育”之名，却能获接受教育之实。只要有积极分子或有心人在其中引领、带头，就有可能取得陶行知先生所追求的“不教之教”的效果。这同样是无需大笔投入的好事，只要投入许多心思，投入对老人们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并且持之以恒。因此，要允许探索，鼓励创造，投入真情，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老年教育的另一条新路。
许多研究和报道表明，不断学习可防老年痴呆；长寿第一秘诀，是多受教育；生活有目标，长寿几率高；心不老，活得好！看起来，关爱老人的最重要的实践行动之一，可能就是扩展老年教育。而老年教育扩展的途径之一，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可能就是教育形式创新，使老年人时时可以学，处处可以学，以便真正能享受到学习型社会的美好，享受到参与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型社会，其实就是极具创新意识的社会，就是可以让人人都可能享受学习快乐、理解创新快乐的社会。这里建议的老年教育的教育形式创新，或许可以为创建这样的快乐又和谐的社会，贡献一幕老年人主演的好戏。
参考文献
[1] Ernest L Boyer, COLLEGE The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in America,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 pp 223-234
[2] 庄方淦，美国老年教育机构发展的现状分析，《河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3] 冯用军，“潘记沙龙”历史演化的叙事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页，第13页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