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我是那５７０万考生中的一员，更幸运的是我成了被录取的２７万莘莘学子中的一个。
如今回想，许多细节都记不太真切了，但一些场景仍历历在目，那份感受是无法从记忆中磨灭的。
记得是国庆休假后回农场才得到知识青年可以参加高考的通知的。
从起初的震惊、不敢相信、到后来的欢呼雀跃、义无反顾地投身复习迎考，那些经历虽已模糊，但对于在国庆期间休假的后悔仍是清晰记得的。国庆假日用掉了８天的假期，眼看距高考时间２个月都不到，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宝贵复习时间，多可惜呀。
我中学是７４届的。中学四年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大批判，数理化的基础真的很差，而那些在校时发的课本根本不适合迎考用。唉，心里那个着急呀。于是四处找数理化书。有一本代数书是蓝色封面的，是一位在食堂工作的也要参加考试的同伴的宝贝。我就跟他商量，能否打个时间差，在他工作时（开饭的时间）借给我看，我们出工他休息时还给他。他的数学很好，每次还书时，我就顺带对对答案并请教几道难题。大概一周后，在上海医院工作的二姐托人带了几本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总算可以一点点学起来了。
因为正值秋收三抢时机，虽然心里很想放掉一切回上海市区找老师教、自己用劲学，但连队领导让我们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我就没有请假，在农场边工作边学习。其实这种听话的背后是隐隐的有种担心——怕与连队干部搞坏了关系。毕竟那时我们的上调等关乎命运的关键点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呀。
虽然那个年代在中学学的文化知识那么少，但好在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凡是中学课堂上曾经教过学过的，基本都能掌握。迎考时间有限，我决定放弃复习语文政治什么的，专攻尚未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一个说起来真正的初中知识都没掌握的学生，要“跳起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难题真是太多了。
当时最艰难的是没有人教，一切都靠自学。
好在我们连队里，有一批志同道合奔考试的人，当时的连队支部书记也非常支持我们参加高考。我们组织了学习小组，那位特别爱好数学的战友担当了大家的数学老师。大家放工后或者是出工时偷偷的溜回来（班长放我们一码滴）在一起交流探讨，谁懂得多谁就多传授。 那些各处搜罗来的考卷，成了我们模拟考试的卷子。现在想想当时的学习条件实在太艰辛了。
我们连队的老三届初高中生大多从农场上调了，幸好农场小学校里那批任教老师是老三届高中生，正在我们连队的打谷场上支秋。那个秋收季节，我正巧在打谷场上工作，这下是逮到救星了。有个高高瘦瘦的物理老师特别好，他表扬我思路清晰分得清公斤力和牛顿。虽然他自己也参加高考，但仍然拿出时间不厌其烦的辅导我。后来高考时的物理题好几道都是他说的重点。
打谷场上，必须把白天收割的稻谷当天脱粒，这样晚上连续工作。可是晚上上班后，第二天白天就又累又困，脑袋昏昏沉沉的看不进书。于是有好心的战友就与我调班，让我只上白班，以保证充沛的精力学习复习。
好不容易争取到十天的假期。回上海后我就去找以前中学的同学，有跟我一样全力参加考试的；也有泼冷水说读书没什么用，扳手指算４年大学耽误的薪资以后补不回来的；也有不舍得上海工矿工作，仍待在原单位的。但是，读大学是我从小的向往，尽管一场大革命说读书无用，但喜欢读书的我中学毕业选择去农场心底的盼望就是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生”。
幸运的我又遇到一个邻居大阿哥是复旦化学系６８届高材生，他无偿地花时间给我和７８届应届生的小妹以及好友上无机有机化学课，他还明白地告诉我，除了化学其他学科你都可以问的。那十天我是没日没夜的恶补，像海绵那样吸收各种知识。妹妹学校发的习题、中学好友在华东化工学院补习班的作业及测验题统统拿来做，遇到不会的就请教邻居大阿哥。那时记性好，只要他教我的，我都能记住。记得在辅导时他出了道有机化学运用题，我也不知怎么滴，脑子一转把化学键兜起来——有解了。从此，他对我的辅导更用心了。正是偶遇的这些生命中的贵人，对我的高考命运起了重大的影响。
越是补习，越是感觉自己的不足，按照邻居大阿哥的说法，按照他考大学那年代的标准，我们这些人的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唉，一场革命，耽误了多少学子呀！
当时很想赖在上海等到考试前再返回农场。可是，农场那面传来消息说，要在农场里举办了一次选拔考！标准是三十选一。看看这个比例，就知道有多少农场知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跳出去了！
有个好友，偏偏这场选拔没有过。她那伟大的可敬的母亲放下手头工作，赶到农场为女儿的考试权利据理力争，那场景至今仍留在我脑海中。
我们的考场是安排在南门港。临考前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新疏浚的河泛大水了。当时有点忐忑不知梦兆什么。后来才明白，那是水到渠成哦！
考试后那段的时间是最难熬的。尤其我们是放了春节假后又要乘船回到崇明农场等待通知。一起参加高考的７６届小女生问我：如果没有考取怎么办？我茫然的摇头，真的没想过。她说她会大哭的，听她这样说，我想我会躲在被窝里痛快哭一场的！
当然，后来我们是笑着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晚上，收工后，我们连队的支部书记，在二楼的广播室里用他好听的男中音，兴奋地播报着我们连队的三份大学录取通知。７６届的小女生是海运大学数学系，有数学天份的那位上了华师大生物系，我进了上海科技大学机械系。据说后来又来了２份通知。怎么说我们连队也是当初录取率高的农业连队。后来又陆陆续续有好多战友参加了以后批次的考试，都是爱读书的有为青年呢。
多年后我们农场战友聚会，那位原支部书记说，他当时看到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心情是很复杂的，很有冲动要去参加高考。毕竟他是６７届黄埔中学的，就因为“定干”为连队干部曾誓言扎根农场，只能放弃了。不过几年后他到市政府工作，也算一切圆满吧。
在离开农场的双体客轮上，我又遇到了那位教我物理的恩师（可惜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是被上师大录取的。不知道他后来是出国还是选择留在国内发展，现在应该退休了。
７７年的高考，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因为爱读书想跳农门参加了高考，因这场高考改变了生活轨迹。
一个民族的命运在那个时刻发生了改变，而我们一家的命运也与此紧紧相连。因为，７７年的高考，身在崇明岛的我和祖居浙江农村的老公都经历了人生的拐点，成为那个高考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