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思的新圣女公墓 ——历史是人民写的
余铭正
在莫斯科旅游，给我留下久久难以忘怀的是新圣女公墓。
新圣女公墓距离克里姆林宫约４公里的莫斯科河边，占地７．５公顷，园内绿树成荫，在高高的白桦树、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园内矗立着各种各样名人的坟墓。有民族英雄、知名政治家、各界知名人士等，只要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的人都可以在此入葬。耳熟能详的有：政治家赫鲁哓夫、叶里钦、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王明（中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民族英雄卓雅、舒拉，以及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将军们；作家法捷也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在二战中使德寇闻声丧胆的播音员列维坦、著名飞机设计师图布列夫……
每个人的雕像銓释了他们的一生。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苏联女英雄卓雅，她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衣衫单薄，但仍然昂首挺胸行走在雪地上，为了祖国的荣誉，她献出自己１７岁的生命。在我们参观的普通日子里，卓雅的墓碑上就摆放着几束鲜花供奉着，显然为祖国献身的人，人们任何时代都不会忘记。
作家法捷也夫高高的半身雕像下面是一组地下斗争青年的群体塑像。有的身体前倾站立探视前方，掩护后面的战友；有的下蹲着身体作战斗状；有的半蹲着身体向前窥视着。法捷也夫笔下的《青年近卫军》鼓舞了我们几代人，但是，他反思自己在斯大林时期作协的工作，他独自承受自責愤而自杀了，在他的墓碑下方擺放了一支雕刻的枪。葛罗米柯的雕像是由凸出的侧面头像和下凹的侧面头像的阴阳两个侧面的脸面构成，意味着他在历次政治旋涡中心都能应对自如，发人深思。赫鲁晓夫的头像是镶嵌在黑白相间的构件上，墓碑上也有人供奉鲜花，有功有过，是耶非耶，任人评说。还有中国共产党革命家王 明也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雕像面朝着东南方向，对祖国怀有无限的眷念和无奈。
以往的墓地位于郊外，给人以凄凉、冷寂的气氛，而新圣女公墓则在市区，在温暖的阳光下，展示在绿荫丛中的雕塑群，发人深思。墓地不仅是人最后的归宿，也是对人生再认识的课堂。盖棺论定是对普通人而言，对政治人物要由历史来评说。
跟着姐姐们去农场
回忆录写作班 龚钦华
我家姐妹五个，从６６届初中到７７届中学毕业，就是文革的十年时间。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可以直接称之为知青家庭。
除了小妹，咱姐妹四个城市户口都随上山下乡的洪流涌出过上海市区。特别是我和大姐二姐的户口都曾落户在崇明农场的东风农场，我们仨姐妹之间有一段特殊的情结。
特别是我７５年用“走门路”的方式要求去到崇明农场，现在想起来有点啼笑皆非，说给后人听也许搞不明白。不过，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大姐信华６６届初中毕业。当时是“四个面向”的分配政策，学校要求老大给妹妹做“榜样”。大姐老实听话也不磨叽，报名去了崇明东风农场。凡去市郊农场的就属吃国家商品粮职工，有薪资、提供住房、不必付水电煤费，第一年的薪资每月１８元，第二年后为２４元，这样可保障基本生活。也有少数拿每月２７元，不过这都是些表现积极喊口号要扎根提干的。
二姐望华６７届毕业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尚未发出，本以为可以分在上海工矿，谁知被人撬了，说只有老大“外农”才可留在上海务工，只有在外地工矿企业或上海农场之间选择。那时我还小，只看到一向乐观的二姐那一阵哭得好伤心，爸爸在奉贤五七干校劳动，身背“海外关系”的黑锅，遵纪守法的他只有“听话”。一直很有办法的妈妈也整天唉声叹气的，无奈之下选择了近郊农场。不过提了一个小小要求：让１６岁的二姐分在姐姐一个农场连队，便于照顾。就这样，我的二位姐姐在６８年的６月中旬后的两个月内都成了农场职工。但相比随后知青们遭遇的“一片红”，当时那些拖延着没及时“响应号召”的觉得能去市郊农场远比去边远地区农场以及赣徽农村插队的知青来得幸运。
到三姐７２届毕业，同样面临毕业去向问题。当时二姐已被抽调到医卫系统，成了三甲医院急诊室的护士。一上工一上农的条件下，三姐只有归属“外公”，于是远赴贵州０６１基地成了一名护士。
等到我７５年毕业（７４届延后半年毕业），虽已过一片红到农村插队的风潮，但仍是坚持“四个面向”的时代。我们同学仿照兄姐的分配，早就学会了相互之间的对号入座。
这时，我们家里的状况是一外工、二上工。我那在农场待了７年的大姐，刚于７５年初“上调”到冶金局大企业。咱家人都不会隐瞒说谎，大姐务农七载，就在我分配前“上调”，算上工有点吃亏，但我爸爸如实填写表格，不吵不闹听从学校安排定了去市郊农场。
正在这时，我的脚踝骨折了，长长的石膏绑在腿上只能躺在家里休息。我们的班主任来家访询问：“你看这次第一批公布红榜是否要上？”当时的我实在不懂这句问话的真正含义。觉得既然决定去农场了，就不必再拖了。想想有二位姐姐先农场后市区工矿的例子，市郊农场每年有大批知青上调到国营企业单位，那些单位更欢迎在农场锻炼过的知青，赞扬他们肯吃苦、懂得珍惜。那种情愿艰苦几年盼上调到国营大厂的思绪强烈地影响着我，再说我去农场也可以给小妹２年后的分配留点空间。
其实，在那段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我的二姐比我还着急，她一直在为我的去向筹谋着。说起来，那些当年与她同时去农场但表决心扎根的人，都担当了农场连队领导。那批朋友仗着年轻拼命干活，多年后或多或少身体都出了状况，这些老朋友就找到我二姐“开后门”看病。古道热肠的二姐，对于原农场的人或是他们的家人不论是熟悉的还是辗转介绍的一定鼎力相助，渐渐的在老朋友中有点名气了。这样，碰到她妹妹的毕业去向大事，这些朋友们义不容辞说要帮忙。于是，通过二姐的活动，把我从奉贤农场商调到崇明东风农场新二队。想想那个年代，这种去农场干苦力的事体也要开后门！有时候，人们对生活的要求真是低呀，只要最低限度的生存照顾即可。
就这样，７５年４月１７日，我以一名农场新职工的身份来到小时候曾去游玩过的东风农场新二队。虽被“照顾”在后勤林业班工作，但每年的农忙季节和冬季开河必须要在第一线劳作的。这时的农场开始抓生产了，大田的劳动和开河挑泥的活比起我的二位姐姐要辛苦多了。那时最大的盼望就是靠二姐的“熟人朋友”帮忙早点离开农场。多年后才认识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我这种以“广而告之”的方式进农场的人，怎么可能“早点”上调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