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30日是上海市高教局原局长、上海市教卫党委原顾问、上海老年大学原校长舒文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青田当代名人录》中有一篇舒文的生平，有助于人们了解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舒文（1916-2008），原名舒东龄，浙江省青田县湖川乡（今高湖镇）良川村人。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科技教育战线老领导，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
1916年11月28日生于青田良川，原名舒东龄。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丽水中学）读书，1931年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选择进入免费的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占领东三省。舒文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示威游行、募捐等），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随着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1933年春，舒文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社联”和“教联”，组织读书会、按“社联”的安排到工人区和火车站散发传单。9月因带头闹学潮一度被学校开除（后进另一所学校，该校又和杭师合并），1935年8月杭州师范学校毕业。9月参加上海市政府平民福利事业委员会办的训练班。1936年1月训练班结业后，参加创办上海平民新村唯本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8月18日回浙江，参加党领导的“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名下的“流动剧团”，在浙江各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9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在地下党领导的浙江省流动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任中共龙泉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二五减租”，组织农民救国会和各种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并输送到浙西敌后、新四军和延安。在舒文、苏星（骆慕曹）夫妇的影响下，他们的弟妹们大多先后参加新四军、地下党和游击队，投身革命。
不久，龙泉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惊呼“龙泉成了小苏区”。形势逐渐恶化，1940年6月，在浙江省保安处下令逮捕舒文等时，得到龙泉县政府内的地下党员通知，经党组织安排，撤退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教导总队教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任政治教育科干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突围到安徽无为，被选为临时指导员，后在新四军第七师参与创办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并任报社总编（主持日常工作），兼任新华社皖中南分社社长，第七师和皖江区党委宣教部副部长，皖江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七师和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陈毅率新四军军部及七师等部队到山东。北撤山东后，七师驻枣庄一带。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7月随部队隐蔽南下参加淮北自卫反击战。1947年初赴山东，任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副总编，渤海区土改工作团团员，《渤海日报》社总编，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
1949年4月，舒文和周新武（后任国务院广电总局副局长）率由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山东教育厅、新安旅行团人员组成的南下行军第四大队，由山东到江苏丹阳，学习接管城市政策、组织纪律以及工作安排，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任命舒文为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上海市政教育处副处长，参加接管上海教育部门。后兼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军代表。他广泛宣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和接管教育工作方针，使上海广大教职工了解了党的政策，明确了要求，稳定了人心。5月27日全市解放，到6月底便完成500个左右公立教育单位的接管，没有影响正常教学工作，有的学校只停课一天。
1950年4月，舒文回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3年兼华东文委干部教育局局长。1954年华东局撤消。
1955年1月起，舒文历任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副部长、市委高教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1月，在上海高校系统积极传达贯彻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发展了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包括谢希德、李国豪、刘佛年、丁善德、周小燕、王龙甫等高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舒文参加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交通大学西迁征询意见会，舒文代表上海表态，他表示交通大学西迁后上海还需另外办一所工科大学，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交通大学留一部分在上海的意见，后来，交通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迁西安，一部分留在了上海。同年9月11日，舒文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科学院系统整风反右问题，对两位海外归来的—级研究员，舒文明确表示不赞成划“右派”。后来上海科学院系统以此为标准，没有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划为“右派”。
1958年9月，舒文任上海市委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上海市科委筹建工作，历任上海市科委秘书长、副主任，1959年起兼上海市科协代主席。1965年任上海市科委主任。在他的主持领导下，上海的科学技术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召开了全市科技大会，创建了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科学会堂，上海的科研机构从1958年的29个发展到1960年的90个，重点发展了一批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物理等新科学技术研究所，使上海成为国内科学技术先进基地，为原子弹核心技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研制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革”中，舒文遭受迫害，1968年被隔离审查，1969年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等长达八年之久。
1978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兼任市高教局局长，市教卫工作党委顾问等职。他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高校的党组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平凡冤假错案，恢复大批老同志的工作。恢复上海师范学院、市教育学院、区（县）教师进修机构及中等专业学校等。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清理文科教材，恢复考试、招生制度，全市高校工作很快走上正常轨道。针对大学办学规模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创办13所走读制大学分校，解决了人才与求学的矛盾。后来部分分校组成了上海大学，交大分校发展成了万余人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1979年复旦分校提出创办社会学系，不少人心有余悸，面对这种情况，舒文凭借对政策的敏锐把握，对创办社会学系表示了坚决支持。在他直接关心下，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上海诞生。八十年代初，他主持上海高校招生，首创“委托培养”、“自费生”和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作为对国家计划招生的补充，这些做法在全国得到推广，较早提出上海教育发展要“先一步，高一层”的思考，适应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983年11月，任上海市委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注意掌握政策，避免工作简单化，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1985年8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人大科教文工作。主持起草了《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和《上海市职工教育条例》，对上海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2年，舒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常委。
1989年6月，舒文离休，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并受聘上海市人民政府咨询小组成员（至1993年咨询小组结束）。舒文退居二线后，对科教战线的工作仍然十分关心，1992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部分退休教师提出创办杉达大学，8月即得到作为教育战线老领导舒文的支持，并很快得到批准，成为上海第一所具有本科学历资格的民办大学。
2008年12月30日21时52分，舒文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我还读到邓伟志先生六年前撰写的回忆舒文同志的文章《绿灯常开的老领导》，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接到上海市科教界老领导舒文同志逝世的讣告，心里沉甸甸的。尽管对舒老的病情有所了解，总以为他会跨进2009年，可是……
一个人办一张报纸
我从上世纪50年代就知道舒老的名字，不过由于岗位不同，我对他所知甚少。1964、1965年我在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身边编简报，常嫌人手太少。曾老有一天给我讲了个故事：皖南事变以后，军部有个叫舒文的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跑到了他那里。他并不认识舒文，但是相信他是新四军，后来再一了解，舒文是一位会写文章的“秀才”，便留他在新四军七师师部编《大江报》。编辑、校对、印刷、分发都是他一个人。曾老说：“你现在的人数为舒文的200%，还少吗？”
这个故事既矫正了我的叫苦情绪，又激发了我对舒文的敬佩。
是他为真理标准讨论开绿灯
1978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自然辩证法研究》。5月在友谊宾馆里的科学会堂，听了吴江、于光远、李昌讲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舒文同志知道后，叫我回上海向他汇报。我不知道舒老是什么看法，便念记录给他听，不亮出自己的观点。政治经验丰富的舒老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们赞成你的看法。上海科技界马上要大张旗鼓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一听他这番话，我马上轻松起来。
后来知道，舒老带领科技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重重阻力，走在上海的前列。
是他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开绿灯
在中国，从1952年起，社会学荡然无存。1957年大部分社会学教授沦为右派。1979年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提出恢复社会学。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恢复。可是，当时的复旦分校，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提出创办社会学系。这是要冒风险的，首先是市高教局这一关能不能过去。
没想到市高教局局长舒文满口答应，并且帮助策划，催促抓紧上报，指导调兵遣将。就在邓小平讲话后不到一年，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便在上海诞生了。喝水不忘挖井人。2008年底，在上大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许多教师提到舒文同志的大胆与果断：“没有他的撑腰，社会学是办不起来的！”
是他为中国第一本《方法》杂志开绿灯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干蠢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针对这一情况，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了一本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取名《方法》。“三科”（科委、科学院、社科院）的负责人于光远，看中了懂科学、懂教育、懂编辑的“三懂”的舒文，提出放到上海，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合办。舒文同志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这时舒老已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年逾花甲，毅然接收了这副新摊子。他兢兢业业，带领我们开设栏目，讨论选题。重头文章他亲自审阅。我们加班，他也很晚回家。他克服重重困难，没花国家一分钱，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读者来信称《方法》是“聪明学”。
作为长者舒老是忠厚长者。作为领导舒老是善于开绿灯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心情舒畅，浑身是劲。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我们无比悲痛。
我与舒文同志有着特殊的缘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在上海市高教局、上海市教卫党委工作，舒文同志曾担任高教局局长、教卫党委顾问，我有幸较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许多言传身教、指点关照， 耳濡目染，获益匪浅。1992年9月，我陪同他去北京参加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他睿智的思想、民主的作风、儒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市人大常委会任职，并任上海老年大学校长，我与他联系相对少了些。没想到我退休后也来到上海老年大学，在舒文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挥余热，也是一种冥冥中的感应和传承。日前整理校史资料，竟发现了舒文同志在建校五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的回顾》，现在读来，依然倍感亲切，就像是刚才说的，丝毫没有隔阂感和、陈旧感，办学的思想和理念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最难能可贵的是，舒文同志亲自动笔起草文稿，甚至亲自动手修改简报，这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中都是习以为常的。现抄录如下，既是对舒老的一种缅怀，也是对后人的一种砥砺：
上海市我国率先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城市。因此，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在本市，不但存在着由于干部制度的改革，产生了老干部闲暇生活安排问题，还有个如何帮助一百几十万退休职工参与社会发展和欢度晚年的问题。
就“老有所学”而言，在创建老干部大学的同时，还有必要为一般退休职工参加学习提供机会。退休职工队伍如此庞大，其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又如此悬殊，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老年教育，才能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上海市文化教育发达，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之一，他们终身从事精神生产，退休后更需要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因此要求继续学习的愿望显得尤为迫切。
一、主要收获
1、每年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老年人重新走进课堂，使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发展了兴趣爱好，得以与飞跃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步前进。
我校学员中大专以上程度的，占学员总数的44.5%，高中程度的占44.2%，这说明我校的建立与发展，正是适应文化层次较高老年人的需要。
由于我们采取了小班上课、单科独进、讲练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组织教学，让老年人选择自己迫切需要的课程，把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经过一年、两年或三年系统学习与实践，一般都基本上掌握了本科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技巧，并能付诸实践。学员们觉得学得扎实、“实惠”，收获很大。
老年学在我们还很年轻，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充分利用了上海在文化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老年学的学习与探索。我们先后开设了老年医疗保健、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生理和保健、老年伦理学学习班或讲座。我们还邀请专家就过去视为禁区的“安乐死”、“性教育”问题进行讲解，帮助老年人能以科学态度对待老年期产生的各种新问题，讲究心理卫生，正确对待和处理代际关系，保持心理平衡，克服不必要的忧虑与烦恼。纠正各种错误的养身法。
2、让老年人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结识新朋友，共享友谊与快乐，丰富生活情趣，陶冶高尚情操，克服了退休后产生的失落感、孤独感和寂寞感，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身心健康状况普遍有所好转。
学员把老年大学既当作学习新知识的学校，又视为老年乐园，他们除上课外，还常常自发组织游园、聚会、参观、举办舞会，为同学祝寿，节日联欢等活动，在活动中象青年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纵情欢笑。
许多学员舍不得离校，有一半以上的学员结业后又读进修班、研究班，或选修其他学科。他们说：我们要做个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有的则积极参加校友会、书画社等校友组织的活动。
3、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播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为建立健康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贡献了力量。
我校学员虽不足3000人，是老人群体中的少数，可是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大多数是老人中的积极分子，能量很大，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给予自己的子女、亲友和邻居以积极影响，促进家庭邻里的团结与进步。其中许多人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与技能用于社会，教育下一代，如辅导青少年学书画、讲革命传统，等等。总之，一个个学员在家庭、里弄、街道或其他文化阵地，播撒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有利于全市人民素质的提高、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4、为全市各区和街道老年学校培训干部，组织经验交流，发扬先进，提供信息，促进本市社区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
我市现有区和街道老年学校百余所，学员约3万人，是我市老年教育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88年起，我们为这些学校的办学干部举办了多期老年心理学学习班、老年社会学学习班、老年生理和保健学习班，没他们对老龄工作的认识和业务水平。此外，我校还不定期地编印简报，介绍本市一些老年学校的工作经验，并经常提供教学资料和信息。
5、为了适应我市对外开放的需要，我校重视发展老年外语口语教育，在加强民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几点体会
1、既要充分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要对今后办学过程中的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老有所学”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丰富“老有所养”的内容，扩展“老有所医”的知识，提高“老有所为”的动力，增加“老有所乐”的情趣，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特别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是具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又是社会主义大国，理所当然，在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高尚的文明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老年人应该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老年大学有责任提高老年人的素质，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老年教育工作者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加强工作责任感。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还不富裕，而人口老龄化却来得快而且早，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和社会在财力物力方面，还不可能充分满足发展老年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避免因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阻力，就产生悲观消极情绪。
2、“老有所学”，必须促进“老有所为”，但“为”是广义的“为”，而其重点应该是帮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老年人退休后，凡再就业的，一般还是发挥其老经验、原有的生产技能的作用，这些人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参加学习，打算再就业，参加技术培训的如会计、导游等是有的，但这类老年人很少很少，很难成为我们工作重点，我们学员中大多数不可能再就业，可是，他们长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使老人群体中的积极分子、社会的稳定因素，应该也可能成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力量，老年大学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其他。
3、尊重教师，关心教师，充分发挥其专长，是吸引教师积极参加老年教育的重要条件。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尽管本校存在着教学条件欠佳，教师待遇较低等不利因素，但也有我们的优势，即上海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社会上有大批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并不计较待遇，只希望充分发挥其才能，我们办学干部一般来自教育系统，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善于调动其积极性。
我们正是利用我们的优势，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人才，以武训办学精神，登门拜访，盛情相邀，一般都接受聘约。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发挥其专长，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授课时间的安排，尽可能给予方便，力所能及地解决其教学或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感情上给以慰籍，节假日举行座谈或家庭访问，感谢他们的支援。而我校学员一般都勤奋好学，对教师既尊重，又热情，使老师们在教学中感受到意外的乐趣与友情，增强了老师们对老年教育的热爱。因此，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教师编制，却经过几年努力，现已初步形成以支相对稳定的、热爱老年教育的、尊重合理解老年人的、学有专长、教学得法的兼职教师队伍。
4、办学过程中既要有统一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我们有十所分校，其中九所市由区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代为筹建的，每学期，我们只召开几次会议，汇报情况，布置工作，日常工作则由区退协代管。也就是说，我们对分校的领导与管理是很松散的，但既然作为我校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有统一的要求，这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必须全面贯彻办学宗旨，保证一定的教育质量。
但是老年教育毕竟还年轻，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有关学制、课程设置、教师待遇等等问题保持必要的灵活性，要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不能强求一律。
以学制为例，原来我们统一规定，各科均为一年，每周上课两次，几年实践证明行不通，现在根据学科特点，规定由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一般为每周两次，但有的分校只能一次，学制就适当延长。而各区开设课程，则根据各区群众需要而定，也无法一刀切。由于地区文化经济水平差别，收费办法也不能强求一律，经验证明，只能从实际出发，让各分校保持必要的灵活性，才有利于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写于2014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