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回忆录写作开班了！这对从小怕写作文的人来说，从学校毕业还没写过文章，我行吗？我是自讨苦吃吗？还有，写回忆录干吗呢？有意思吗？现在，学员以一篇篇文章来回答你了：这不是小时候害怕的命题作文，这不是工作时头疼的总结报告，这不是搔首弄姿酸溜溜的舞文弄墨，这是精彩人生的记录，也是岁月赠予的感悟，更是留给后代的一笔财富，还是一次时空的快乐旅程。
习作一：
《 包容搞“喷气式”的小毛孩》
赵玉虎
１９６６年夏天，一场浩劫，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同样席卷到了上海。一时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打到黑帮”、“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字眼充斥报端，扩散到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杀伐声，处处可看到高唱造反歌，手拿红宝书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去抄家，去上街扫“四旧”、去破坏文物。看到这一切，对于文革不理解的人，纷纷感到惶恐不安。
为了控制这样的混乱局面，适当抑制红卫兵的种种过激行为，当时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除继续厉行自己的职责，发挥各部门作用外，还适时成立由市委组织部长张文豹为站长、团委书记章增、郑钧培为副站长的市红卫兵联络站，工作人员均由相关机关和企业抽调，组织精干小分队。地点设在陕西北路５００号。该组织的职责是指导和联络已建立的红卫兵组织，了解文革动向，及时向市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我当时由市教育局直接抽调至红卫兵联络站工作。报到后，即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当时真像搞地下工作，站领导交代任务后指示：每人不许带工作手册，只许用脑袋记事，或用张小纸头速记扼要，必要时就销毁，每天要把情况口头汇报和写出简报。我当时除了有时到有关红卫兵组织联系工作外，大多数时间是骑着自行车，不分昼夜出没在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和高校张贴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捕捉信息，摘抄大字报。所以，我目睹南京路上穿小脚裤、剃大包头的市民，脸吓得煞白地拼命逃窜，但仍躲不过红卫兵一劫，被剪掉小脚裤和剃成鸳鸯头……
由于当时的局势，连市委机关也被造反派搞得无法正常行使职能，因此，刚成立的市红卫兵联络站就更无力行使指导、管理红卫兵的能力，一些红卫兵组织，完全和我们处于对立地位。骂我们是市委保皇派，是特务、鹰犬。特别是随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谓的一月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也在成立不到半年就不宣而散了。三个站长早已被揪回原单位批斗，我们也相继回到原单位。
我在这个组织里虽然时间不到半年，但留下的印象却颇为深刻，特别是期间一件小事，却难以忘却，使我耿耿于怀。记得是１９６６年９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站长室伏案写简报，突然闯进来十几个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要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批经费。当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说：我不是领导，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写申请，我替你们转上去，向领导汇报……话音刚落，一个红卫兵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跌跌撞撞退后了好几步；另一个红卫兵又拿着毛主席语录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要我带他们去找领导，随即，几个高个子红卫兵就顺手把我双手来了个喷气式，连拖带拉地从三楼押到一楼。我当时正值年轻力盛，非常气愤，与他们评理，并再次告诉他们：领导出去了，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后来，门卫看见跑过来说他确实不是领导，领导出去了，现在天已晚，你们明天再来吧。这样，他们才松了手又狠狠地推了我一把，然后唱着造反歌离开了。我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受到这群人的折腾。开始并不感觉到什么，回到宿舍，发觉手腕有些疼，而且有些肿，因为日夜工作实在抽不出时间看病，只是揉一揉了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手腕却留下经常隐痛的后遗症。同时，也常常会想起被折磨时的场景。
水流云飞，时易世变，十年浩劫早已结束，深刻的教训已成了历史的借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为走改革开放，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现在，当时的小毛孩早已步入中年，我应以一颗宽容的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历史中的小插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习作二：
《游北京》
章国敏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４日，我到北京旅游；１９日那天，儿子又到北京出差，我就与他同机前往。在北京的住宿也是他办理的。
我独自游览了故宫、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圆明园遗址等十四个景点，还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又品尝了传统美食——北京烤鸭。
８月２０日，我携带着儿子给的奥林巴斯牌相机，游览了长城等著名的景点，拍了许多照片。但因为不了解相机的自动倒带功能，还没拍完时，就急着请人帮忙取出胶卷，谁知这个人也是个外行，被他取出的胶卷全部爆光，多个景点拍下的珍贵照片瞬间消失了，为此感到非常的懊恼和遗憾。
２０日下午四时，正排队免费参观在国际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邓小平诞生１００周年展览会”时，有工作人员前来告知：今日有中央领导人来参观展览，你们很幸运可以见到他们，请大家等领导人参观完毕后再进场参观。不一会儿，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声：“胡锦涛……。”寻声望去，只见身穿灰色短袖衬衫，面带微笑的胡锦涛总书记频频向游客招呼。大家呼喊：“胡书记好！”，胡书记也回应：“同志们好！”。随即又走向排队的人群，与游客握手。大家纷纷拿起相机，摄下这难忘的瞬间。他们一行入内参观约半个小时，离开时，总书记又与大家挥手告别后乘车离去。那天，他乘座的黑色轿车的车牌号为“００２２８８”。陪同总书记参观的随从人员很少，只有两辆车，天安门广场也未封锁交通。这次邂逅总书记，他的亲切和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８月２３日晚上７时，我晚餐后回到大栅栏街上的旅社休息。途径前门大街大栅栏街路口时，见到一位外国男青年，背着双肩包，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门口挑选一只铜制的工艺品龙。在他背后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孩东张西望一番后，拉开外国青年的背包拉链，然后迅速地从里面取出一部手机。我原先还以为他与外国青年是游伴，再一看他鬼鬼祟祟的模样，肯定他是个小偷，我就大声呵斥一声：“喂！”，他立刻把手机放回包里。谁知，小偷旁边望风的帮手一下子转过头来，怒视着我，一边还恶狠狠地对我说：“怎么，帮外国人忙呀！”觉得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对我恨之入骨。但我知道自己是正义行为，就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们做坏事还嘴凶！”
２４日那天，终于等来毛主席纪念堂开放参观的日子，我随着长长的参观队伍缓缓走进纪念堂参观，并瞻仰了毛主席遗容。看到了我门窗加工公司下属单位红光建筑五金厂为纪念堂定制的铜大门，我回忆起自己曾在每周六党员义务劳动参加打磨铜大门的时的情景， 油然升起光荣与自豪感。
习作三：
《医 遇》
汤明达
妻子颈椎病发，疼痛如剪，不得不住进龙华医院骨伤科病房。邻床有位退休教师，七十多岁，地道的老上海。她女儿隔天来探视，温文尔雅，煮些火腿、鸽子孝敬母亲。我每天去医院陪护妻子，几天下来与老太偶有简单搭话。
老太的住院说起来算得上一条坊间新闻：她的手被儿媳打坏，进医院动了手术，手掌内植入不锈钢片。婆媳同舍，龃龉难免，行武致伤却不多见。一名老年知识女性，遇事说理大概不落人后，身陷武场则必受损伤。
病房住着五位病人，护士、医生，连同陪护家属、护工，还有隔三差五来兜理发、扦脚的匠人，进进出出的人不少。这天老太的女儿没来，医院专职护工推来轮椅，送她去做核磁共振检查。我靠边站定，老太步履蹒跚地走向轮椅，突然转向我把一只小钱包重重地塞在我手中，一句话也不说。我虽然感到意外，但立刻深明其意，毫不迟疑地接住钱包，放进随身背着的小包内。带金属拉链的钱包不准许随身携带做核磁共振检查，留在枕下或床头柜里怕 有虞，不放心，于是她决定选择我替她保管。大约过了一节课时间，老太回到病房。我拉上她床边的围幔，把钱包交到她手上。老太微笑着说：“钞票其实不多，只不过一千多元。”我也笑着说：“小心点好！”
老太的谨慎是必要的，我完全理解。很显然，这也是她的无奈之举，把一千多元钱简单地交给一个陌路人保管，需要一定胆识。
时下偷盗猖獗，无孔不入，手法多变，人们的防范意识必须进一步提高。许多防范措施，在事发前，有人会觉得过度或者多余，其实正是这样的疏忽大意，才造成后来的损失。
习作四：
《一张存单》
杨银娣
一张存单很平常，它的故事却耐人寻味，它与我们家三代有缘。
故事要追溯到“文革”狂潮年代。我公公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虽没有什么文凭，但他精湛的技术在同行之中却享有“名气”。当文革刚开始，首遭厄运的是他们厂里的、懂得四国外语的高级工程师黄叔叔一家。黄叔曾经翻译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和论文。于是“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戴在他的头上。
黄叔叔平易近人，经常与工人们一起探讨工艺流程，切磋技艺，鼓励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着扎实功底的公公写书，指导他把经验和技术变成文字。公公把书写成了，指导他写书的人却被打倒了。
黄叔、黄婶被关进“牛棚”时，正值他们唯一的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黄叔叔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让女儿与他们在一起好有个照应，没想到又遭到一次“恶斗”，被训斥为“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可怜的女儿有爸有妈，有家可归，却无依无靠。
公公婆婆商量后，决定把小女孩接到我们家，使原本已有六兄妹、捉襟见肘的家庭生活又多添了一个吃饭的人。“多一个孩子，只是多一副碗筷”这是婆婆的最经典之语。她经常会悄悄地向邻居借两个鸡蛋煎给最小的弟弟和小女孩吃，她要让亲爹娘不在身边的小女孩感到家庭的温暖，她是全家的最爱。
九十年代初，婆婆身患重病，已定居国外的黄婶母女特地飞来上海看望。随后，亲情接力棒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书信来往、节日问候是我这个大嫂必做的功课。每逢春节，黄叔总会在贺卡中夹上一张二十澳元的压岁钱给我的孩子，我把这些钱积攒起来，如今，那张存单定格在贰佰陆拾贰元捌角柒分。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用过它。２００１年，我家贷款买商品房，凑钱的日子里，我都没舍得兑换它。存单上钱不多，但在我们的心中分量却很重，它是我们一家三代生活故事中的一页重要的篇章。现在，我的第三代已呀呀学语，等她会听懂故事时，我要把它作为第一个故事讲给她听。
习作五：
《进藏第一步》
马佩珍
离开上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想到将要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兄长、离开师长和同学朋友们，心中一阵阵得涌起了依依不舍的心绪。
一接到正式通知，妈妈就为我张罗开了。政府给进藏的人员每人补贴８０元钱的御寒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妈妈用这些钱为我添制了棉衣、棉裤、棉大衣和棉鞋，还为我缝制了新衣服，买了一些日常用品，一个皮箱、一个旅行袋和一个背包，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已经显得非常富裕了！
尽管是下午的火车，但一清早就忙活开了。妈妈特意早早地去了菜场，买了些鱼和牛肉，还为我炒了几个菜，做了顿饭，在当时可称之为非常丰盛的午餐，那顿餐的花费，也已经是很大的破费了。
自从妈妈知道我要去西藏后，她从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一直就在忙着为我置办行李和用品，还和以前一样，天天不时的提醒着我，不要忘记所带的东西，还仔细检查每一件物品，反复告诉我，出门不要大意，东西要保管好。
而到了要走的这天，真的要离开了，妈妈却突然变得非常沉默了，感到妈妈好像有点不知所措，独自呆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好像害怕我从她眼前消失似的……
吃过午饭，送我的同学都来了，同学们有的帮我拎箱子，有的拎包。走在弄堂里，邻居们也一一与我告别，我也微笑着挥手向他们说再见。我的妈妈和哥哥只是无声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又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
上海火车站，今天送客的人真不少，熙熙嚷嚷地，有的提着包、有的拎着袋，有的拿着食品盒。在站台上，见到了特意赶来为我送行的的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老师，还有那些已经分配、暂时还没离开上海的同学们。以前，我也来过上海火车站，那是为了送别朋友，而今，我自己却成了一个被送着，仿佛成了今天这站台的主角！
老师的叮咛和关照，同学有问候和告别，亲朋好友的唠叨声，叽叽喳喳，此起彼伏交错在一起。说真的，当时的我，没有几句听得清楚。我难以抑制住这激动、兴奋、留恋，和悲伤得心情。
我知道这是我自已的选择，也是我人生的开始。就如我大哥告诫我的：“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到底的走下去，要把困难想的多一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一定要克服它，永远不许当逃兵。”
我也知道，我的前途任重而道远。放心吧！妈妈、哥哥、老师和同学们，我不会辜负您们的希望！我在心里，用坚定而又清晰的声音向自己告白，向我的亲人，同学，老师们告白！
离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人群中在某个角落里发出了低声的哭泣声，不一会，似乎受到了传染，哭泣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了，这时我忽然想到了妈妈，怎么没有看到她？她在哪儿呢？刺耳的上车的铃响了，我不得不跨上了火车台阶，眼睛却还在到处寻找着妈妈。在车窗外，很多手与我相拉道别，很多眼睛与我相视告别。开车铃响了、车门关了、列车缓缓启动了，突然，在火车正前方的站台上，我看到了妈妈那熟悉的身影，妈妈那娇小但却如此坚强的身影，原来她早已等候在火车头附近，就是为了能多看我一眼。我奋力地挥舞着双手，用尽全身力气地喊着：“妈妈，再见！妈妈，保重！”……站台随着我的喊声，变得越来越小，妈妈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我的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她和他们都已逐渐离我远去！
第一次坐火车，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列车启动瞬间的滋味，而只是留下了无尽得思念和绵绵不断得牵挂！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我离开了上海；这一天，我踏出了进藏第一步；这一天，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