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季我在淮北插队时参加挖河泥，每天干活10小时以上。十几天过去了，感觉筋疲力尽，浑身没有一点劲。
公社为了加强教育，每隔几天安排知青学习，由下放干部戚公安负责。学习借用工地附近村庄农民的屋子，三间坐北朝南的土屋，屋内中间是客堂，两侧为东西房，隔墙是用高粱杆夹的再糊上报纸，学习就在客堂里。
一次学习时，我坐在靠东边隔墙的长条凳上，由于多日疲倦，怀里搂着杠棒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戚公安突然指着杠棒的顶端，不停地对我吼叫：“你在干什么？污蔑、攻击毛主席，是反革命！”原来我睡得熟，搂着的杠棒头顶在纸糊的墙上，恰巧是在《人民日报》的毛主席头像部位，报纸差点被顶破。
这时，参加学习的知青把戚公安按坐在长条凳上，大家面面相嘘，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我吓得浑身哆嗦满头大汗，嘴里喃喃地讲，我不是故意的，没有反对毛主席。戚公安盯着我，要我交代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同时安排社员去叫民兵，把我押到“学习班”去。
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就严重了，这时有几个知青头脑比较清醒，他们看看墙上，互相做了个手势，两个知青围着戚公安，另外两个用身体挡着报纸，还有一个迅速地转进东屋，透过秫秸（高粱杆）的缝隙，用手指从里面将破损的报纸拼齐抚平。
过了一会戚公安稍微静下来，几个人有意无意地朝墙上张望，嘴里嘀咕：“怎么回事啊？”，“谁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老戚，在哪儿？是不是这里？”戚公安走过来手指着墙上突然愣住了。知青又问：“老戚，我咋没有找到呢？”戚公安对着墙上发黄的报纸，手指头伸过去，可是还没碰到报纸又缩回来了，半天没有讲话。这时戚公安脸上严肃的表情慢慢地变了，眨巴着眼睛说，“还好没有损坏，以后要注意啊”。因为他知道再坚持下去，没有人支持，没有人证明，“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戴不上的，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顷刻烟消云散，我的命运立刻得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