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我因为曾经上山下乡、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怀着人生遗憾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老年大学“回忆录写作”班。当时刚开班，人数不多，印象中只有七八个人报名，上课时教室里稀稀拉拉的，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个人，没有现成的教材，举步维艰。
回忆录教学当时在上海老年大学是一门新课。沈全梅老师为了教好这门课，自编教材，边教边摸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她从书籍、报刊、网上搜寻资料、自编教材。结合同学参差不齐的写作能力，采用了启发诱导、激发灵感的方法，鼓励同学之间相互交流习作，鼓励老年学员不预设框架，随心而写，原生态表达。凭着做记者、编辑出身的阅历和新潮、睿智、幽默的语言风格，她不断拉近与同学之间的距离，师生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与日俱增。同学们的写作热情也渐渐地被激发了出来，这样一篇篇颇具同学个人独特“印记”的回忆录就出炉了。
在写作中，沈老师要求我们坚持写真人真事。她说，老百姓的回忆录反映的就是国家的历史真实。强调回忆录写作是非虚构写作，坚决反对伪造。它可以有优美文字的表达、巧妙情节的安排、适度的抒情、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但都必须基于历史的真实，特别不能把回忆录当小说来写。尤其在对个人遭遇的评价与理解上，要有正确的观点，理性地“和解”历史事件，使自己的回忆录写得更充实，更真切，使文章的意义得到升华。
在沈老师写作指导下，一些从来没有动过笔的老人，也居然能写出一篇篇感情真挚、内容生动的好文章，有些还发表在杂志上。几年来，我们班连续出版了学员作品集《悠悠岁月》三集，近百万字。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马班长。她60年代初由上海护校毕业去西藏工作。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情况，写了进藏途中的艰难、拉萨雪顿节的盛况、独特的藏族文化、藏民的生活状况和翻身农奴的喜悦，成了我们班的精品。她本人对班级活动的热心和对每个同学的关照也令人感动。
来自余姚农村的高同学，在帮女儿带小孩时来我们班学习。她以一个农艺师的经历，写出了几十篇有关浙江农村的生活场景，很有意思。他写了童年趣事、赶泥船、放牛、赶水和插秧等，写了农村的灾年岁月、“文化大革命”等等。娓娓道来，别开生面，令人大开眼界。据说他的一些文章还上了《海上宁波人》杂志。我们真为他高兴！
还有我班80岁出头的朱同学，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她曾经是外语学院的党委书记，却非常平易近人，还老当益壮，是我们班的高产户。她写了自己的中学、大学、留学生活以及“文革”时期的干校生活；写了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写她幸福的晚年、旅游经历等等；可谓篇幅众多，情意绵长。
刘同学，来自遥远的东北边境，有强烈的写作追求。为了做一名真正的“写手”，她独自来上海圆梦，住在尚文路的一间陋室里。来我们班后，她大笔一挥就“侃“开了，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关于养蜂的故事，写得精彩，但很像小说的描写方式，被老师批评了好几回，也修改了好几回，最后终算理清了思路，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她的圆梦精神真使人敬佩！
田同学从小受苦，没有上过学，后来在部队里才学了点文化。他写的“我的老伴小芬”、“没有寄出的信”感情真挚朴实，事迹感人，被老师评为真正的原生态文章。
有一个陈同学，不幸得了癌症。但他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心愿，所以非常珍惜时间。上午还在医院做化疗，下午就赶来上课。简直太令人感动了。幸运的是他写的文章《烧饭》也已经登上《退休生活》杂志了，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而我，一个新疆支边青年，居然把写作变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几篇文章《地窝子》《没有漂亮过的女人》《艰难求学路》也发表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回忆录写作”改变了我的生活，老年大学开始了我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