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志愿者之歌》一书的编委把采写顾如梅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心里着急：半年都过去了，给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如今我要回老家了，怎么又来任务了呢？虽说我与顾如梅相处已六年之多，曾写过几篇关于她的文章，手头也确实积累了一些材料，她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人，但是要从优秀志愿者的角度来发掘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的事迹,太难了!
但是再难也要写！怎么办呢？我想到，顾如梅向学校捐赠了她制作的一套档案，引起校领导高度重视，才被确定为优秀志愿者入书的。要写志愿者顾如梅，那套档案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这套档案我曾在2014年冬天就见过，也曾仔细阅读摘录过。但那时档案共8本，可如今听说她捐赠的是17本，那么其它9本又是什么内容呢？我必须尽快见到档案并弄个明白！于是我拿起电话找编委，接连两天没打通。原来编委去了美国，顿时我傻了眼！眼看就到12月中旬了，学校要放假了！我心急如焚：见不到档案，我就抓不到材料。没有材料，我回家怎么写？写不出文章，明年4月我回到上海拿什么交差？事不宜迟，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12月9日，我匆匆赶到学校，在研究室老师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档案室的陈老师。陈老师打开档案柜，我终于看到了静静地立在档案柜中的那17本档案，顿时心潮澎湃！因为我知道，那档案倾注了顾如梅七八年的心血，简直就像她的一群孩子！见到了档案，材料有了着落，我一颗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在档案室里我一本本地翻阅并摘录。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沙龙活动档案8本、老年大学学习档案6本、社区活动档案2本、《我的八年写作路》文集1本，总共17本。
这时，我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要想写好一篇文章，光靠文字叙述渲染还不够，最好能让数字说话，有时数字说话会更直观，更有说服力。于是我决定对这套档案做一个全面详细的统计，可我一个人根本干不了。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呢？我想到了我的朋友们，关键时刻，何不请她们帮忙？还好，两位朋友召之即来。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们三个人急匆匆赶到学校，争分夺秒地干了起来。整整干了三小时，结果出来了：17本档案，总字数144500字，使用照片625张。可到底有多重呢？借出的档案是不能随便移动的！我就与许老师商量。许老师跑到学校食堂费了不少口舌借来磅秤，我们三人把这个笨重的家伙搬上二楼，将档案全部称重，结果是：总重量12.55公斤。这就是一位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十四年的八十多岁的老学员，花了八年的心血，奉献给“上海老年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的礼物！它将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老年教育的重要资料留给后人。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觉得但凡入选《志愿者之歌》一书的学员，都是经过学校严格挑选，是优中之优。我们担任写作任务的人，即便拿出十二分的努力，也很难如实反映他们的精神风貌。特别像顾如梅这样的人，她有着诸多的优点，精神世界非常高尚，即使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全面表达出她的魅力与丰彩。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你会觉得，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尽心尽力，也会感到对不起她。
几天后，我带着手头的材料及顾如梅的两本书《我的成长》和《晚霞生辉》,回到了淄博——我的婆婆家。
淄博一直是我写作的最佳地方。那里没有熟人和朋友，没有牵挂与干扰。除了照顾年迈的婆婆，其余时间可以安心写作。但是，没想到整整十天过去了，我愣是没理出个头绪来。这个过程让我很焦躁，甚至可以说很折磨人。那时每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翻来覆去读书，看材料。顾如梅的新书《晚霞生辉》，被我翻得乱糟糟，成了一本旧书。终于有一天，书中所写的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深思，那就是顾如梅主动要求支援三线建设这件事。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支援三线的事情：到偏远的山村去安家，去工作，这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很多人响应号召奔赴三线了，也有人纯粹是为了孩子能就业而去三线的。可顾如梅不是。她的丈夫被分配到安徽的深山里工作。她主动放弃城市生活，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母亲照顾，坚决要求到三线和丈夫并肩战斗。在她的心里，哪有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国家的需求就是第一位的！这不就是志愿者精神吗？！这不就是最勇于奉献，最响当当的志愿者吗？再联想到她的其他事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贯穿了她的一生，那就是“奉献”！“奉献一辈子，唱响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志愿者之歌”——啊，千呼万唤，主线终于被拎出来了，文章也就可以落笔了。
回顾我与顾如梅六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这次参与《志愿者之歌》一书的写作，使我对她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一遍遍阅读，一次次思考，我始终认为：顾如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的胸怀是博大的，情感是火热的，作风是勤奋的，品格是高尚的，能力是出类拔萃的。
2016年元月的一天，我去养老院探望顾如梅。推门进去，我看到年近九十岁的顾如梅正戴着老花镜，趴在床边的小桌上读书，还边读边记呢。我停住脚步，立在门口，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凝望着她的侧影，仿佛在欣赏一尊历尽沧桑的雕像，也像是在阅读一本厚重的大书——是的，顾如梅真可称得上是一本越读越有味道的大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