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简介： 吴蓓苞老师，毕业于音乐院校古筝琵琶专业，歌舞剧院乐队高级演奏员，歌舞剧院乐队高级演奏员上海音乐家协会和古筝协会会员，歌舞剧院乐队高级演奏员。上海老年大学器乐系教师。从事老年教育十几年不断摸索和总结适合老年教育的教学方法，自编适合老年学员的《古筝速成》等教材，多次荣获上海市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2013年被评为上海市老年教育优秀教师。 教学理念：传承民族器乐，弘扬中华文化，用民族音乐陶冶性情，提高艺术修养；以人为本因人施教，快乐教学服务教学。                教学特色： 1、传承民族器乐  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的民族器乐渗透着民族精神、记载着民族盛衰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音乐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吴蓓苞老师以传承民族器乐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这一指导思想。她将民众喜闻乐见的曲子改编成练习曲，使初学者在指法练习时就能感受到民族器乐的魅力，又将经典名曲改编成演奏节目，组织学员排练演出，带领学员走出校门，参与演艺交流，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培养学员的艺术鉴赏能力，让学员在实践中陶冶性情，提高学习民族器乐的积极性和坚定性。 2、因人施教独创逐琴新方式 老年学员阅历深，理解力强，但是记忆力弱，手、眼、脑协调性差。针对教学对象的特点，吴老师上课讲解少，操练多，她总结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编撰《古筝速成》教材，将基本技法分解成最简单动作，分步教学和练习，然后又将一个一个分解动作窜连成一个完整技能；为了训练协调性，将练习曲的音符时值扩大一倍，放慢节奏循序渐进，减轻老年学员心理负担，逐渐达到标准要求；吴老师在训练中穿插读曲、唱曲练习，这样不但缓解了简单重复操练的枯燥乏味，而且唱曲不涉及手指技能，完全可以准确地表现出乐曲的速度、强弱、感情等，头脑中储存了这些曲目促使练习变得流畅，也为经典名曲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又促进了演奏技巧的提高。 3、人文关怀服务教学 吴老师从不采取考核、打分、评比等方法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而是通过分组练习、排练节目、汇报演出、切磋交流等综合方法全面了解学员。她与学员之间建立了平等的伙伴关系，课堂上教学开放，鼓励学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赏识学员的点滴进步，重视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个人的潜在能力。她指导学员排练节目，虚心听取意见修改节目，并亲自参排练和表演，这种民主平等、信任理解的态度营造了和谐愉悦的氛围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吴老师不计报酬地利用自己精于琵琶古筝，熟悉二胡、阮、柳琴、扬琴、竹笛等民族乐器的特长为学校组织创建了一支民乐队。民乐队没有专门经费，吴老师就自编曲谱自弹试唱，挤出课间和下课时间指导乐队排练，课外排练活动暴露问题的解决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促进了器乐系所有民族器乐的教学质量。 教学成果： 十多年的辛勤努力，吴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员，这些学员为传承民族器乐活跃在街道社区，是宣传精神文明的骨干，他们自己也快乐地过着退休生活。 经吴老师培养的民乐队初次登台就获得了“演出三等奖”，后又获得“迎世博大使光明杯”一等奖、“全国古筝周” 一等奖，“古筝与朗诵”被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参加建党九十周年庆典，“古筝与书画”被学校荣定为保留节目。  撰稿人        倪申平

拨开记忆的层层帷幕，往事并不如烟。记得１９９８年刚从紧张繁忙、有规律的集体生活退下来时，确实有些迷茫和失落。有幸得人指点，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近十余年来先后学过国画山水与花鸟、水彩画、音乐欣赏、烹调、英语会话、西医保健等课，聆听了老师们的教授与指导，受益不浅，让我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有味，体会到老年依然可以有风采，也结交了不少新老朋友。 所学课程中以国画花鸟画学的时间最长，有八、九年之多，特别是跟随汪亮老师学习有六、七年，虽然课程早已结束，仍经常向他问候和请教，常忆起他的为人之道和对艺术的追求，激励自己不懈地领略国画中的中国文化意蕴。 国画堪称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泛远流长、博大精深，同时也深感自己文化底蕴和绘画功力的不足。学习以来，常一边放音乐，让心情徜徉在抒情、轻快、清新、舒缓、流畅、优美生动的乐曲旋律中，一边愉快地、忘我地在宣纸上尽情挥毫，沉浸其中真乃人生一大快事。我对画牡丹情有独钟，每当一幅幅牡丹图中，笔墨有情，一朵朵婀娜多姿又挺拔艳丽的牡丹，配上生机盎然的绿叶，或伴以飞舞的蝴蝶或小鸟，顿时画面洋溢出浓浓的春的气息，也传递着几多审美情趣。画好后，题词盖章，我沉浸在对国画艺术追求的尽情享受中，个中乐趣是难以言表的。有遐时，我试探着以画制作贺卡，给扇面或作立轴画框，今年更与老伴合作用电脑制作月历卡，用以祝寿或新年，给亲友送去一份情谊或温馨。我的侄女出国留学，把我的画作为送给外国导师的最好礼物。 真的，我常从心底里感谢老年教育，是她陪伴着我的老年生活，让我生活得如此充实，如此美好。 老师们有共同的教学特点：认真教学，倾囊以授，诲人不倦。如汪老师教学上十分敬业，每学期都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内容丰富，能付诸实施或严格执行的教学计划。例如某学期有工笔梅花配鸟、牡丹配蝴蝶的画法；有写意画法的动态的鸟、风雨中的花鸟、雪中的花鸟、月夜中的花鸟等，每堂课内容充实紧凑新颖。汪老师在课前也作了充分准备，课堂上从头至尾紧扣主题授课，教学方法严谨，一直以正统技法相授。每授一种花卉禽鸟，都讲清它们的生长规律和特点，拆解各个分部，常告诫我们要搞清结构，不可画错。 教西医保健课的周月文老师还自编教材，讲人体各部位的结构、功能，造成疾病的原因，疾病的诊断、防治，还结合各种药物的作用机制、功效和利弊，让我们学了以后知其所以然，能了解掌握了。虽然周老师的身体瘦小，而且患有多种疾病，早已逾古稀之年，但上课时精神矍铄，满满的两节课她从无废话闲话，尽心教我们怎样防治，常把自己生病治疗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周老师还留下了家庭电话，欢迎大家咨询医药方面的问题。 朱小灼老师是教《老年出国英语会话》的，每次除按课文授课外，还结合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节假日教新增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英文词汇，查字典会得出几乎相同的词义，她都常给我们比较、分析、指出应用场合，表达程度等差异。她动听的美式发音，让大家赏心悦耳。第一堂课，她就要求我们张开嘴，训练大家放胆练习口语，使我们在学习中体会“快乐生活”。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些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他们陪伴着我们这些既好学、却记忆力差、层次又参差不齐的老人，并且不厌其烦地教诲，真是难为他们了，对他们如此敬业又不计报酬的精神，也要致以深切的敬意。 感谢老年教育的老师们，祝愿老年教育越办越好，老年人在其中快乐地学习。

上海老年大学计算机系是一个深受老年学员欢迎的学系，全系十九个班级，班班爆满，一机难求，年年如此，可见老年人学电脑的迫切和踊跃。电脑这个高科技的产物，正快速地走进广大追求进步的老年人的生活，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无比宽广的视野天地，给他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从未有过的无限乐趣。 老年人学电脑，有个好老师非常重要，王凯鸣老师就是众多老师里比较突出的一位。他退休后，在上海老年大学任电脑教学已整整六年，在这长长的过程中，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无私奉献，诲人不倦，与时俱进，为老年大学的电脑教学作出了一份沉甸甸的贡献，受到历届学员的爱戴和尊重，被称作“我们的好老师”。 理论与实践的优化结合 学任何一样技艺都得先弄懂道理，先有理论上的概念，然后再付诸于实践。电脑的理论很复杂，现买的教材往往缺乏针对性，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学电脑的特点。老年人普遍接受能力较弱，反应也不像年轻人那样敏捷，面对新的事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理论知识，尽早学会操作，王老师就亲自着手编写教材。抱着去繁存简、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的理念，作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把丰富的实践经验贯穿其中，几经寒暑，终于相继编制出来通俗易懂，方便实用的《数码摄像》、《绘声绘影》、《影视制作》等教材，为老年学员学习电脑操作开辟了一条快速便捷的蹊路。 有了系统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实际操作，技术的熟练与巩固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慢慢形成的。对此，王老师采用全方位的复式教学，不但在课堂上让学员解答学员操作中的困惑，解决各种疑难。电脑课安排的时间比其他的课都长，是１５０分钟，但还是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显得时间不够用。王老师就利用课前课后时间帮助辅导。每次下午上课。他总是中午就到学校。就餐后早早来到教室，等待学员们的到来，为早到的学员补课或解答。下课后，好多学员围在他身边轮流提问，他总是耐心细致地一一回答，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示范。所以，王老师总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至于两堂课之间的休息，他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 除此之外，王凯鸣老师还牵挂学员们在家时间的操作。他非常理解他们的处境，一星期内只上半天的课，学员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独立操作，其中必然会碰到各类形形色色的问题。于是，他就在班上公开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全天候回答学员们的疑问，只要谁在操作中有任何问题，不管什么时间段，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询问。因此，他家的电话就变成了咨询热线，他又被大家称作“问不到先生”。 跟上不断前进的步伐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随着数码技术的日益先进，电脑的操作也要相应不断的更新，不断地适应时代。现在，人们已不满足于一张张静止的照片了，还要为相片配上音乐，在加上动感等。为此，王老师的教学也从《数码摄像》升为《绘声绘影》。随着摄像机的普及，又出现新的课题，于是《影视制作》应运而生。目前，王凯鸣老师所教《影视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ｐｒｏ ＣＳ３》课程，是我市老年教育系统内领先和特有的。它涵盖了影片音频素材的捕获、基本的剪辑技术、在视频中应用切换效果、为影片增加标题字幕、对视频应用特技、设置素材的运动效果等等一系列组合，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是难度最高的电脑操作。 神奇的数码合成技术，让已迈入此领地的老年学员们兴奋异常，兴趣大增，他们紧紧跟随着王老师，慢慢从外行走向内行，从蹒跚学步到大步朝前，走在这个超前的领域。好多学员都拿起摄像机活跃在社会的舞台上，在社区、沙龙等第二、第三课堂，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把一个个美好的瞬间，一场场精彩的场面，一次次开心的旅游，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为人生的足迹留下鲜活的资料和美好的记忆。去年，在建党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王老师班上的学员争先摄像，成为主力军。然后制作成视频光盘，永久保存，为学校留下宝贵的历史档案。 无私奉献  亦师亦友 王凯鸣老师不但技艺精湛，教学认真负责，且为人正直，品德高尚。他对待学员一视同仁，不管你基础好，还是基础差；不管你退休前职位高，还是低，他都平等对待，绝不厚此簿彼。而且对基础差的学员更是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不让一个人掉队。他还多方面拓展教学广度，除了第一课堂，还在课外组织学员成立数码沙龙，按期举办各种讲座和精力活动。每学期还组织户外采风，实地考察实践，把课堂里学到的知识与实践操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极大的提高了学习质量，加深了具体印象，也为学员增进了解、发展友谊提供了契机。难怪有的已毕业的学员要重新回到王老师的班上，为的就是那种和谐的氛围，那份师生之间的纯真情谊。 不仅如此，王老师还在土豆网上建立了以老年大学计算机系为主体的“南塘社”，让学员们不出家门就可同五湖四海的网友交流互动，分享各自的学习成果，扩大相互学习的领域，进一步提高电脑操作的技艺。为广大的电脑爱好者搭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 在课堂上，王凯鸣是老师，在课堂外，他就是大家的朋友，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学员如果要购买有关的辅导书籍，或是添置相关的器材，他都会热心地提供最佳信息，甚至陪同前往，做好参谋和导购，绝对没有一点架子。 精湛的技艺，高尚的师德，却又是谦虚踏实的作风，积极奉献的情操，这就是王凯鸣老师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多讲自己，面对笔者的采访，只说：“我是一名志愿者，被老年学员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所钦佩。”他还举例。班上有一位７７岁高龄的学员。每次上课，笔记本里记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克服学习上的种种困难和阻力，不屈不挠地坚守在电脑这个时代精英领地求索。就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的可贵精神，激励着王凯鸣老师把电脑教学进行到底。

今年12月30日是上海市高教局原局长、上海市教卫党委原顾问、上海老年大学原校长舒文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青田当代名人录》中有一篇舒文的生平，有助于人们了解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舒文（1916-2008），原名舒东龄，浙江省青田县湖川乡（今高湖镇）良川村人。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科技教育战线老领导，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 1916年11月28日生于青田良川，原名舒东龄。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丽水中学）读书，1931年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选择进入免费的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占领东三省。舒文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示威游行、募捐等），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随着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1933年春，舒文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社联”和“教联”，组织读书会、按“社联”的安排到工人区和火车站散发传单。9月因带头闹学潮一度被学校开除（后进另一所学校，该校又和杭师合并），1935年8月杭州师范学校毕业。9月参加上海市政府平民福利事业委员会办的训练班。1936年1月训练班结业后，参加创办上海平民新村唯本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8月18日回浙江，参加党领导的“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名下的“流动剧团”，在浙江各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9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在地下党领导的浙江省流动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任中共龙泉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二五减租”，组织农民救国会和各种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并输送到浙西敌后、新四军和延安。在舒文、苏星（骆慕曹）夫妇的影响下，他们的弟妹们大多先后参加新四军、地下党和游击队，投身革命。 不久，龙泉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惊呼“龙泉成了小苏区”。形势逐渐恶化，1940年6月，在浙江省保安处下令逮捕舒文等时，得到龙泉县政府内的地下党员通知，经党组织安排，撤退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教导总队教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任政治教育科干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突围到安徽无为，被选为临时指导员，后在新四军第七师参与创办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并任报社总编（主持日常工作），兼任新华社皖中南分社社长，第七师和皖江区党委宣教部副部长，皖江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七师和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陈毅率新四军军部及七师等部队到山东。北撤山东后，七师驻枣庄一带。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7月随部队隐蔽南下参加淮北自卫反击战。1947年初赴山东，任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副总编，渤海区土改工作团团员，《渤海日报》社总编，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 1949年4月，舒文和周新武（后任国务院广电总局副局长）率由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山东教育厅、新安旅行团人员组成的南下行军第四大队，由山东到江苏丹阳，学习接管城市政策、组织纪律以及工作安排，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任命舒文为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上海市政教育处副处长，参加接管上海教育部门。后兼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军代表。他广泛宣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和接管教育工作方针，使上海广大教职工了解了党的政策，明确了要求，稳定了人心。5月27日全市解放，到6月底便完成500个左右公立教育单位的接管，没有影响正常教学工作，有的学校只停课一天。 1950年4月，舒文回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3年兼华东文委干部教育局局长。1954年华东局撤消。 1955年1月起，舒文历任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副部长、市委高教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1月，在上海高校系统积极传达贯彻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发展了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包括谢希德、李国豪、刘佛年、丁善德、周小燕、王龙甫等高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舒文参加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交通大学西迁征询意见会，舒文代表上海表态，他表示交通大学西迁后上海还需另外办一所工科大学，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交通大学留一部分在上海的意见，后来，交通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迁西安，一部分留在了上海。同年9月11日，舒文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科学院系统整风反右问题，对两位海外归来的—级研究员，舒文明确表示不赞成划“右派”。后来上海科学院系统以此为标准，没有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划为“右派”。 1958年9月，舒文任上海市委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上海市科委筹建工作，历任上海市科委秘书长、副主任，1959年起兼上海市科协代主席。1965年任上海市科委主任。在他的主持领导下，上海的科学技术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召开了全市科技大会，创建了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科学会堂，上海的科研机构从1958年的29个发展到1960年的90个，重点发展了一批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物理等新科学技术研究所，使上海成为国内科学技术先进基地，为原子弹核心技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研制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革”中，舒文遭受迫害，1968年被隔离审查，1969年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等长达八年之久。 1978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兼任市高教局局长，市教卫工作党委顾问等职。他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高校的党组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平凡冤假错案，恢复大批老同志的工作。恢复上海师范学院、市教育学院、区（县）教师进修机构及中等专业学校等。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清理文科教材，恢复考试、招生制度，全市高校工作很快走上正常轨道。针对大学办学规模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创办13所走读制大学分校，解决了人才与求学的矛盾。后来部分分校组成了上海大学，交大分校发展成了万余人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1979年复旦分校提出创办社会学系，不少人心有余悸，面对这种情况，舒文凭借对政策的敏锐把握，对创办社会学系表示了坚决支持。在他直接关心下，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上海诞生。八十年代初，他主持上海高校招生，首创“委托培养”、“自费生”和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作为对国家计划招生的补充，这些做法在全国得到推广，较早提出上海教育发展要“先一步，高一层”的思考，适应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983年11月，任上海市委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注意掌握政策，避免工作简单化，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1985年8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人大科教文工作。主持起草了《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和《上海市职工教育条例》，对上海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2年，舒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常委。 1989年6月，舒文离休，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并受聘上海市人民政府咨询小组成员（至1993年咨询小组结束）。舒文退居二线后，对科教战线的工作仍然十分关心，1992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部分退休教师提出创办杉达大学，8月即得到作为教育战线老领导舒文的支持，并很快得到批准，成为上海第一所具有本科学历资格的民办大学。 2008年12月30日21时52分，舒文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我还读到邓伟志先生六年前撰写的回忆舒文同志的文章《绿灯常开的老领导》，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接到上海市科教界老领导舒文同志逝世的讣告，心里沉甸甸的。尽管对舒老的病情有所了解，总以为他会跨进2009年，可是…… 一个人办一张报纸 我从上世纪50年代就知道舒老的名字，不过由于岗位不同，我对他所知甚少。1964、1965年我在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身边编简报，常嫌人手太少。曾老有一天给我讲了个故事：皖南事变以后，军部有个叫舒文的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跑到了他那里。他并不认识舒文，但是相信他是新四军，后来再一了解，舒文是一位会写文章的“秀才”，便留他在新四军七师师部编《大江报》。编辑、校对、印刷、分发都是他一个人。曾老说：“你现在的人数为舒文的200%，还少吗？” 这个故事既矫正了我的叫苦情绪，又激发了我对舒文的敬佩。 是他为真理标准讨论开绿灯 1978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自然辩证法研究》。5月在友谊宾馆里的科学会堂，听了吴江、于光远、李昌讲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舒文同志知道后，叫我回上海向他汇报。我不知道舒老是什么看法，便念记录给他听，不亮出自己的观点。政治经验丰富的舒老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们赞成你的看法。上海科技界马上要大张旗鼓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一听他这番话，我马上轻松起来。 后来知道，舒老带领科技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重重阻力，走在上海的前列。 是他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开绿灯 在中国，从1952年起，社会学荡然无存。1957年大部分社会学教授沦为右派。1979年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提出恢复社会学。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恢复。可是，当时的复旦分校，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提出创办社会学系。这是要冒风险的，首先是市高教局这一关能不能过去。 没想到市高教局局长舒文满口答应，并且帮助策划，催促抓紧上报，指导调兵遣将。就在邓小平讲话后不到一年，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便在上海诞生了。喝水不忘挖井人。2008年底，在上大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许多教师提到舒文同志的大胆与果断：“没有他的撑腰，社会学是办不起来的！” 是他为中国第一本《方法》杂志开绿灯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干蠢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针对这一情况，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了一本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取名《方法》。“三科”（科委、科学院、社科院）的负责人于光远，看中了懂科学、懂教育、懂编辑的“三懂”的舒文，提出放到上海，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合办。舒文同志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这时舒老已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年逾花甲，毅然接收了这副新摊子。他兢兢业业，带领我们开设栏目，讨论选题。重头文章他亲自审阅。我们加班，他也很晚回家。他克服重重困难，没花国家一分钱，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读者来信称《方法》是“聪明学”。 作为长者舒老是忠厚长者。作为领导舒老是善于开绿灯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心情舒畅，浑身是劲。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我们无比悲痛。 我与舒文同志有着特殊的缘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在上海市高教局、上海市教卫党委工作，舒文同志曾担任高教局局长、教卫党委顾问，我有幸较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许多言传身教、指点关照， 耳濡目染，获益匪浅。1992年9月，我陪同他去北京参加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他睿智的思想、民主的作风、儒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市人大常委会任职，并任上海老年大学校长，我与他联系相对少了些。没想到我退休后也来到上海老年大学，在舒文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挥余热，也是一种冥冥中的感应和传承。日前整理校史资料，竟发现了舒文同志在建校五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的回顾》，现在读来，依然倍感亲切，就像是刚才说的，丝毫没有隔阂感和、陈旧感，办学的思想和理念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最难能可贵的是，舒文同志亲自动笔起草文稿，甚至亲自动手修改简报，这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中都是习以为常的。现抄录如下，既是对舒老的一种缅怀，也是对后人的一种砥砺： 上海市我国率先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城市。因此，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在本市，不但存在着由于干部制度的改革，产生了老干部闲暇生活安排问题，还有个如何帮助一百几十万退休职工参与社会发展和欢度晚年的问题。 就“老有所学”而言，在创建老干部大学的同时，还有必要为一般退休职工参加学习提供机会。退休职工队伍如此庞大，其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又如此悬殊，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老年教育，才能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上海市文化教育发达，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之一，他们终身从事精神生产，退休后更需要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因此要求继续学习的愿望显得尤为迫切。 一、主要收获 1、每年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老年人重新走进课堂，使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发展了兴趣爱好，得以与飞跃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步前进。 我校学员中大专以上程度的，占学员总数的44.5%，高中程度的占44.2%，这说明我校的建立与发展，正是适应文化层次较高老年人的需要。 由于我们采取了小班上课、单科独进、讲练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组织教学，让老年人选择自己迫切需要的课程，把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经过一年、两年或三年系统学习与实践，一般都基本上掌握了本科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技巧，并能付诸实践。学员们觉得学得扎实、“实惠”，收获很大。 老年学在我们还很年轻，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充分利用了上海在文化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老年学的学习与探索。我们先后开设了老年医疗保健、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生理和保健、老年伦理学学习班或讲座。我们还邀请专家就过去视为禁区的“安乐死”、“性教育”问题进行讲解，帮助老年人能以科学态度对待老年期产生的各种新问题，讲究心理卫生，正确对待和处理代际关系，保持心理平衡，克服不必要的忧虑与烦恼。纠正各种错误的养身法。 2、让老年人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结识新朋友，共享友谊与快乐，丰富生活情趣，陶冶高尚情操，克服了退休后产生的失落感、孤独感和寂寞感，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身心健康状况普遍有所好转。 学员把老年大学既当作学习新知识的学校，又视为老年乐园，他们除上课外，还常常自发组织游园、聚会、参观、举办舞会，为同学祝寿，节日联欢等活动，在活动中象青年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纵情欢笑。 许多学员舍不得离校，有一半以上的学员结业后又读进修班、研究班，或选修其他学科。他们说：我们要做个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有的则积极参加校友会、书画社等校友组织的活动。 3、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播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为建立健康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贡献了力量。 我校学员虽不足3000人，是老人群体中的少数，可是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大多数是老人中的积极分子，能量很大，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给予自己的子女、亲友和邻居以积极影响，促进家庭邻里的团结与进步。其中许多人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与技能用于社会，教育下一代，如辅导青少年学书画、讲革命传统，等等。总之，一个个学员在家庭、里弄、街道或其他文化阵地，播撒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有利于全市人民素质的提高、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4、为全市各区和街道老年学校培训干部，组织经验交流，发扬先进，提供信息，促进本市社区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 我市现有区和街道老年学校百余所，学员约3万人，是我市老年教育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88年起，我们为这些学校的办学干部举办了多期老年心理学学习班、老年社会学学习班、老年生理和保健学习班，没他们对老龄工作的认识和业务水平。此外，我校还不定期地编印简报，介绍本市一些老年学校的工作经验，并经常提供教学资料和信息。 5、为了适应我市对外开放的需要，我校重视发展老年外语口语教育，在加强民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几点体会 1、既要充分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要对今后办学过程中的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老有所学”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丰富“老有所养”的内容，扩展“老有所医”的知识，提高“老有所为”的动力，增加“老有所乐”的情趣，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特别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是具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又是社会主义大国，理所当然，在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高尚的文明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老年人应该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老年大学有责任提高老年人的素质，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老年教育工作者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加强工作责任感。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还不富裕，而人口老龄化却来得快而且早，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和社会在财力物力方面，还不可能充分满足发展老年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避免因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阻力，就产生悲观消极情绪。 2、“老有所学”，必须促进“老有所为”，但“为”是广义的“为”，而其重点应该是帮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老年人退休后，凡再就业的，一般还是发挥其老经验、原有的生产技能的作用，这些人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参加学习，打算再就业，参加技术培训的如会计、导游等是有的，但这类老年人很少很少，很难成为我们工作重点，我们学员中大多数不可能再就业，可是，他们长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使老人群体中的积极分子、社会的稳定因素，应该也可能成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力量，老年大学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其他。 3、尊重教师，关心教师，充分发挥其专长，是吸引教师积极参加老年教育的重要条件。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尽管本校存在着教学条件欠佳，教师待遇较低等不利因素，但也有我们的优势，即上海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社会上有大批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并不计较待遇，只希望充分发挥其才能，我们办学干部一般来自教育系统，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善于调动其积极性。 我们正是利用我们的优势，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人才，以武训办学精神，登门拜访，盛情相邀，一般都接受聘约。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发挥其专长，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授课时间的安排，尽可能给予方便，力所能及地解决其教学或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感情上给以慰籍，节假日举行座谈或家庭访问，感谢他们的支援。而我校学员一般都勤奋好学，对教师既尊重，又热情，使老师们在教学中感受到意外的乐趣与友情，增强了老师们对老年教育的热爱。因此，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教师编制，却经过几年努力，现已初步形成以支相对稳定的、热爱老年教育的、尊重合理解老年人的、学有专长、教学得法的兼职教师队伍。 4、办学过程中既要有统一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我们有十所分校，其中九所市由区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代为筹建的，每学期，我们只召开几次会议，汇报情况，布置工作，日常工作则由区退协代管。也就是说，我们对分校的领导与管理是很松散的，但既然作为我校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有统一的要求，这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必须全面贯彻办学宗旨，保证一定的教育质量。 但是老年教育毕竟还年轻，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有关学制、课程设置、教师待遇等等问题保持必要的灵活性，要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不能强求一律。 以学制为例，原来我们统一规定，各科均为一年，每周上课两次，几年实践证明行不通，现在根据学科特点，规定由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一般为每周两次，但有的分校只能一次，学制就适当延长。而各区开设课程，则根据各区群众需要而定，也无法一刀切。由于地区文化经济水平差别，收费办法也不能强求一律，经验证明，只能从实际出发，让各分校保持必要的灵活性，才有利于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写于2014年12月29日） 缅怀舒文老校长 作者：上海老年大学研究室 姚 梅 乐 今年12月30日是上海市高教局原局长、上海市教卫党委原顾问、上海老年大学原校长舒文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政治立场坚定，组织观念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青田当代名人录》中有一篇舒文的生平，有助于人们了解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舒文（1916-2008），原名舒东龄，浙江省青田县湖川乡（今高湖镇）良川村人。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科技教育战线老领导，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 1916年11月28日生于青田良川，原名舒东龄。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丽水中学）读书，1931年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选择进入免费的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占领东三省。舒文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示威游行、募捐等），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随着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1933年春，舒文参加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社联”和“教联”，组织读书会、按“社联”的安排到工人区和火车站散发传单。9月因带头闹学潮一度被学校开除（后进另一所学校，该校又和杭师合并），1935年8月杭州师范学校毕业。9月参加上海市政府平民福利事业委员会办的训练班。1936年1月训练班结业后，参加创办上海平民新村唯本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8月18日回浙江，参加党领导的“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名下的“流动剧团”，在浙江各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9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在地下党领导的浙江省流动剧社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任中共龙泉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二五减租”，组织农民救国会和各种抗日活动，发展党员并输送到浙西敌后、新四军和延安。在舒文、苏星（骆慕曹）夫妇的影响下，他们的弟妹们大多先后参加新四军、地下党和游击队，投身革命。 不久，龙泉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惊呼“龙泉成了小苏区”。形势逐渐恶化，1940年6月，在浙江省保安处下令逮捕舒文等时，得到龙泉县政府内的地下党员通知，经党组织安排，撤退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教导总队教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任政治教育科干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突围到安徽无为，被选为临时指导员，后在新四军第七师参与创办皖江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并任报社总编（主持日常工作），兼任新华社皖中南分社社长，第七师和皖江区党委宣教部副部长，皖江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七师和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陈毅率新四军军部及七师等部队到山东。北撤山东后，七师驻枣庄一带。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7月随部队隐蔽南下参加淮北自卫反击战。1947年初赴山东，任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副总编，渤海区土改工作团团员，《渤海日报》社总编，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 1949年4月，舒文和周新武（后任国务院广电总局副局长）率由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山东教育厅、新安旅行团人员组成的南下行军第四大队，由山东到江苏丹阳，学习接管城市政策、组织纪律以及工作安排，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任命舒文为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上海市政教育处副处长，参加接管上海教育部门。后兼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军代表。他广泛宣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和接管教育工作方针，使上海广大教职工了解了党的政策，明确了要求，稳定了人心。5月27日全市解放，到6月底便完成500个左右公立教育单位的接管，没有影响正常教学工作，有的学校只停课一天。 1950年4月，舒文回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3年兼华东文委干部教育局局长。1954年华东局撤消。 1955年1月起，舒文历任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副部长、市委高教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1月，在上海高校系统积极传达贯彻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发展了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包括谢希德、李国豪、刘佛年、丁善德、周小燕、王龙甫等高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舒文参加周总理亲自召集的交通大学西迁征询意见会，舒文代表上海表态，他表示交通大学西迁后上海还需另外办一所工科大学，委婉地表达了希望交通大学留一部分在上海的意见，后来，交通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迁西安，一部分留在了上海。同年9月11日，舒文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科学院系统整风反右问题，对两位海外归来的—级研究员，舒文明确表示不赞成划“右派”。后来上海科学院系统以此为标准，没有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划为“右派”。 1958年9月，舒文任上海市委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上海市科委筹建工作，历任上海市科委秘书长、副主任，1959年起兼上海市科协代主席。1965年任上海市科委主任。在他的主持领导下，上海的科学技术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召开了全市科技大会，创建了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科学会堂，上海的科研机构从1958年的29个发展到1960年的90个，重点发展了一批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物理等新科学技术研究所，使上海成为国内科学技术先进基地，为原子弹核心技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研制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革”中，舒文遭受迫害，1968年被隔离审查，1969年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等长达八年之久。 1978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兼任市高教局局长，市教卫工作党委顾问等职。他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恢复高校的党组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平凡冤假错案，恢复大批老同志的工作。恢复上海师范学院、市教育学院、区（县）教师进修机构及中等专业学校等。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清理文科教材，恢复考试、招生制度，全市高校工作很快走上正常轨道。针对大学办学规模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创办13所走读制大学分校，解决了人才与求学的矛盾。后来部分分校组成了上海大学，交大分校发展成了万余人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1979年复旦分校提出创办社会学系，不少人心有余悸，面对这种情况，舒文凭借对政策的敏锐把握，对创办社会学系表示了坚决支持。在他直接关心下，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上海诞生。八十年代初，他主持上海高校招生，首创“委托培养”、“自费生”和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作为对国家计划招生的补充，这些做法在全国得到推广，较早提出上海教育发展要“先一步，高一层”的思考，适应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983年11月，任上海市委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注意掌握政策，避免工作简单化，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1985年8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人大科教文工作。主持起草了《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和《上海市职工教育条例》，对上海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2年，舒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常委。 1989年6月，舒文离休，享受市（省）长级医疗待遇，并受聘上海市人民政府咨询小组成员（至1993年咨询小组结束）。舒文退居二线后，对科教战线的工作仍然十分关心，1992年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部分退休教师提出创办杉达大学，8月即得到作为教育战线老领导舒文的支持，并很快得到批准，成为上海第一所具有本科学历资格的民办大学。 2008年12月30日21时52分，舒文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我还读到邓伟志先生六年前撰写的回忆舒文同志的文章《绿灯常开的老领导》，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接到上海市科教界老领导舒文同志逝世的讣告，心里沉甸甸的。尽管对舒老的病情有所了解，总以为他会跨进2009年，可是…… 一个人办一张报纸 我从上世纪50年代就知道舒老的名字，不过由于岗位不同，我对他所知甚少。1964、1965年我在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身边编简报，常嫌人手太少。曾老有一天给我讲了个故事：皖南事变以后，军部有个叫舒文的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跑到了他那里。他并不认识舒文，但是相信他是新四军，后来再一了解，舒文是一位会写文章的“秀才”，便留他在新四军七师师部编《大江报》。编辑、校对、印刷、分发都是他一个人。曾老说：“你现在的人数为舒文的200%，还少吗？” 这个故事既矫正了我的叫苦情绪，又激发了我对舒文的敬佩。 是他为真理标准讨论开绿灯 1978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自然辩证法研究》。5月在友谊宾馆里的科学会堂，听了吴江、于光远、李昌讲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舒文同志知道后，叫我回上海向他汇报。我不知道舒老是什么看法，便念记录给他听，不亮出自己的观点。政治经验丰富的舒老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们赞成你的看法。上海科技界马上要大张旗鼓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一听他这番话，我马上轻松起来。 后来知道，舒老带领科技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重重阻力，走在上海的前列。 是他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开绿灯 在中国，从1952年起，社会学荡然无存。1957年大部分社会学教授沦为右派。1979年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提出恢复社会学。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恢复。可是，当时的复旦分校，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率先提出创办社会学系。这是要冒风险的，首先是市高教局这一关能不能过去。 没想到市高教局局长舒文满口答应，并且帮助策划，催促抓紧上报，指导调兵遣将。就在邓小平讲话后不到一年，1980年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便在上海诞生了。喝水不忘挖井人。2008年底，在上大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许多教师提到舒文同志的大胆与果断：“没有他的撑腰，社会学是办不起来的！” 是他为中国第一本《方法》杂志开绿灯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干蠢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针对这一情况，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了一本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取名《方法》。“三科”（科委、科学院、社科院）的负责人于光远，看中了懂科学、懂教育、懂编辑的“三懂”的舒文，提出放到上海，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合办。舒文同志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这时舒老已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年逾花甲，毅然接收了这副新摊子。他兢兢业业，带领我们开设栏目，讨论选题。重头文章他亲自审阅。我们加班，他也很晚回家。他克服重重困难，没花国家一分钱，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读者来信称《方法》是“聪明学”。 作为长者舒老是忠厚长者。作为领导舒老是善于开绿灯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心情舒畅，浑身是劲。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我们无比悲痛。 我与舒文同志有着特殊的缘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在上海市高教局、上海市教卫党委工作，舒文同志曾担任高教局局长、教卫党委顾问，我有幸较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许多言传身教、指点关照， 耳濡目染，获益匪浅。1992年9月，我陪同他去北京参加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他睿智的思想、民主的作风、儒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市人大常委会任职，并任上海老年大学校长，我与他联系相对少了些。没想到我退休后也来到上海老年大学，在舒文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挥余热，也是一种冥冥中的感应和传承。日前整理校史资料，竟发现了舒文同志在建校五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的回顾》，现在读来，依然倍感亲切，就像是刚才说的，丝毫没有隔阂感和、陈旧感，办学的思想和理念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最难能可贵的是，舒文同志亲自动笔起草文稿，甚至亲自动手修改简报，这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中都是习以为常的。现抄录如下，既是对舒老的一种缅怀，也是对后人的一种砥砺： 上海市我国率先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城市。因此，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在本市，不但存在着由于干部制度的改革，产生了老干部闲暇生活安排问题，还有个如何帮助一百几十万退休职工参与社会发展和欢度晚年的问题。 就“老有所学”而言，在创建老干部大学的同时，还有必要为一般退休职工参加学习提供机会。退休职工队伍如此庞大，其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又如此悬殊，只有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发展老年教育，才能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上海市文化教育发达，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之一，他们终身从事精神生产，退休后更需要丰富自身的精神生活，因此要求继续学习的愿望显得尤为迫切。 一、主要收获 1、每年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老年人重新走进课堂，使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思想认识，发展了兴趣爱好，得以与飞跃发展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步前进。 我校学员中大专以上程度的，占学员总数的44.5%，高中程度的占44.2%，这说明我校的建立与发展，正是适应文化层次较高老年人的需要。 由于我们采取了小班上课、单科独进、讲练结合、学以致用的原则组织教学，让老年人选择自己迫切需要的课程，把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经过一年、两年或三年系统学习与实践，一般都基本上掌握了本科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技巧，并能付诸实践。学员们觉得学得扎实、“实惠”，收获很大。 老年学在我们还很年轻，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充分利用了上海在文化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老年学的学习与探索。我们先后开设了老年医疗保健、老年心理学、老年社会学、老年生理和保健、老年伦理学学习班或讲座。我们还邀请专家就过去视为禁区的“安乐死”、“性教育”问题进行讲解，帮助老年人能以科学态度对待老年期产生的各种新问题，讲究心理卫生，正确对待和处理代际关系，保持心理平衡，克服不必要的忧虑与烦恼。纠正各种错误的养身法。 2、让老年人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结识新朋友，共享友谊与快乐，丰富生活情趣，陶冶高尚情操，克服了退休后产生的失落感、孤独感和寂寞感，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身心健康状况普遍有所好转。 学员把老年大学既当作学习新知识的学校，又视为老年乐园，他们除上课外，还常常自发组织游园、聚会、参观、举办舞会，为同学祝寿，节日联欢等活动，在活动中象青年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纵情欢笑。 许多学员舍不得离校，有一半以上的学员结业后又读进修班、研究班，或选修其他学科。他们说：我们要做个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有的则积极参加校友会、书画社等校友组织的活动。 3、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播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为建立健康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贡献了力量。 我校学员虽不足3000人，是老人群体中的少数，可是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大多数是老人中的积极分子，能量很大，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给予自己的子女、亲友和邻居以积极影响，促进家庭邻里的团结与进步。其中许多人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与技能用于社会，教育下一代，如辅导青少年学书画、讲革命传统，等等。总之，一个个学员在家庭、里弄、街道或其他文化阵地，播撒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种子，有利于全市人民素质的提高、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4、为全市各区和街道老年学校培训干部，组织经验交流，发扬先进，提供信息，促进本市社区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 我市现有区和街道老年学校百余所，学员约3万人，是我市老年教育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88年起，我们为这些学校的办学干部举办了多期老年心理学学习班、老年社会学学习班、老年生理和保健学习班，没他们对老龄工作的认识和业务水平。此外，我校还不定期地编印简报，介绍本市一些老年学校的工作经验，并经常提供教学资料和信息。 5、为了适应我市对外开放的需要，我校重视发展老年外语口语教育，在加强民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几点体会 1、既要充分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要对今后办学过程中的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老有所学”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丰富“老有所养”的内容，扩展“老有所医”的知识，提高“老有所为”的动力，增加“老有所乐”的情趣，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特别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是具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又是社会主义大国，理所当然，在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高尚的文明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老年人应该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老年大学有责任提高老年人的素质，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老年教育工作者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发展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加强工作责任感。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还不富裕，而人口老龄化却来得快而且早，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和社会在财力物力方面，还不可能充分满足发展老年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避免因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阻力，就产生悲观消极情绪。 2、“老有所学”，必须促进“老有所为”，但“为”是广义的“为”，而其重点应该是帮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老年人退休后，凡再就业的，一般还是发挥其老经验、原有的生产技能的作用，这些人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参加学习，打算再就业，参加技术培训的如会计、导游等是有的，但这类老年人很少很少，很难成为我们工作重点，我们学员中大多数不可能再就业，可是，他们长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使老人群体中的积极分子、社会的稳定因素，应该也可能成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力量，老年大学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其他。 3、尊重教师，关心教师，充分发挥其专长，是吸引教师积极参加老年教育的重要条件。 五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尽管本校存在着教学条件欠佳，教师待遇较低等不利因素，但也有我们的优势，即上海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社会上有大批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并不计较待遇，只希望充分发挥其才能，我们办学干部一般来自教育系统，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善于调动其积极性。 我们正是利用我们的优势，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人才，以武训办学精神，登门拜访，盛情相邀，一般都接受聘约。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发挥其专长，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授课时间的安排，尽可能给予方便，力所能及地解决其教学或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感情上给以慰籍，节假日举行座谈或家庭访问，感谢他们的支援。而我校学员一般都勤奋好学，对教师既尊重，又热情，使老师们在教学中感受到意外的乐趣与友情，增强了老师们对老年教育的热爱。因此，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教师编制，却经过几年努力，现已初步形成以支相对稳定的、热爱老年教育的、尊重合理解老年人的、学有专长、教学得法的兼职教师队伍。 4、办学过程中既要有统一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我们有十所分校，其中九所市由区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代为筹建的，每学期，我们只召开几次会议，汇报情况，布置工作，日常工作则由区退协代管。也就是说，我们对分校的领导与管理是很松散的，但既然作为我校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有统一的要求，这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必须全面贯彻办学宗旨，保证一定的教育质量。 但是老年教育毕竟还年轻，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有关学制、课程设置、教师待遇等等问题保持必要的灵活性，要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不能强求一律。 以学制为例，原来我们统一规定，各科均为一年，每周上课两次，几年实践证明行不通，现在根据学科特点，规定由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一般为每周两次，但有的分校只能一次，学制就适当延长。而各区开设课程，则根据各区群众需要而定，也无法一刀切。由于地区文化经济水平差别，收费办法也不能强求一律，经验证明，只能从实际出发，让各分校保持必要的灵活性，才有利于老年教育的巩固与发展。（写于2014年12月29日）

目前，上海老年大学文艺系的青年教师有12位，他们是“70后、80后、90后”的年轻老师，大都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北京舞蹈学院等高等院校，有近半是硕士生和在读博士生，其中还有海归人士。多年来，他们在老年教育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受到老年学员的喜爱。现在执教“中外歌剧演唱实验”课的方怡老师，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生，曾获得过上海高校教师独唱金奖，意大利tuscia国际声乐节普契尼单项二等奖；执教“国标舞提高班”的孙佳老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硕士生，曾当过国际评委，获得过英国黑池青年组亚军；教“国际舞提高”和“舞厅舞进修”的胡靓老师，还当过英国国际舞协会教师。 当初，这些青年教师也是抱着赚点外快和玩乐一番的心态来到老年大学的，但多年来的教学和与老年学员的相处，使他们逐步爱上了这片乐土。他们学会了用真挚的情感与老年人进行交流；学会了用耐心和爱心，用宽容和理解去教学，将自己的技艺回馈社会。老年大学让他们感悟到人生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一颗博大的爱心才是最大的财富。 一、因人而异   实践中摸索经验      对老年学员上课，要因人而异，找准方向，授课讲得太深，学员听不懂；给的太多，学员消化不了。上音乐欣赏课的李鹏程是来自上音的博士，他在实践中积累教学经验，在和学员一次次的交流磨合中成长起来，而我们的老年学员也对李老师教学初期表现出的稚嫩给予宽容和理解，就像父母关爱自己孩子的成长一样，如今他们融洽得就像一家人。 我们的老年学员唱过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众歌曲，唱过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也唱过改革开放时期的流行歌曲，但对古典音乐、高雅艺术知之不多。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很多老年学员喜欢上了一种新的艺术：美声，文艺系的声乐班也成了最热门的班级。来自上师大的王峰老师是业务能力很强的硕士毕业生，担任了声乐提高班和学历教学班的教学任务。不过他在中外艺术歌曲演唱班开设的过程中，却碰到了本土观念与学术定义的碰撞。我们的学员并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歌曲，他们总是把社区文化歌咏，政治题材作品等当成艺术歌曲搬到课堂来演唱。王老师要求的和学员理解的不一样，教学自然就产生了观念上的矛盾。王老师耐心地对艺术歌曲进行解释：艺术歌曲结合了优美旋律和人声两个最具有普遍感染力的音乐因素，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欣赏性，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并通过与方怡老师一起开演唱会演绎艺术歌曲，帮助学员慢慢改变观念，提高欣赏品味。 根据学员的要求和志向，文艺系采用课程分级制度，声乐课、舞蹈课（民族、摩登）、时装课都分基础班，提高班、进修班。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学习与提高，比如声乐还有研修班、独唱班、中外艺术歌曲班、男生合唱和女生合唱班、中外艺术歌曲班，歌剧表演实验班。舞蹈经考核可以进入表演队。 青年教师们思路敏捷，开拓性强，还学会了将校内小课堂和校外大课堂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如声乐学历班的方怡老师，带学生参加上海图书馆的声乐沙龙的活动，给学员演唱示范，提供给学员校外实践的舞台；上音乐欣赏课的李鹏程老师，把上海交响乐团的古典欣赏课程介绍给老年学员，通过社会活动拓宽了讲课的知识面；舞蹈班的老师带领学员把表演的节目带入养老院、青少年监狱等机构，让老年学员的学习成果得到展示。 二、新老合作，帮带中促进教学。 文艺系每次组织的教研活动都特别融洽，而青年教师也经常会相互听课，相互观摩，通过教研活动和听课，形成了团队凝聚力，认同了文艺系的教学理念。特别是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如声乐教学督导郁文武，高级音乐教师凌骥，声乐教学组长戚成荣，东华大学时装专业教师邵季英，舞蹈名家朱培丽，山东大学教师殷馨等，他们关爱年青教师的成长，提携和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郁文武老师经常会花上一天的时间来听青年声乐教师的课，告诉他们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凌骥老师前不久还刚动过手术，大病初愈，仍不忘帮携新教师，他合唱课上那干净整齐的板书、清晰明了的思路、条理分明的讲解，都让青年教师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严谨的教学作风，也学到了宝贵的师德品行。 搞好教学，首先要完善教材，做到规范教学。在富有经验的郁文武老师的精心构思和策划下，在新老教师的密切合作下，上海老年大学文艺系出版了《老年大学声乐实用教材》一二册，并与上海开放大学合作出版了《老年教育学院声乐教程》简谱五线谱对照本。这三本教材都经教育出版社核准，由浅入深满足了不同层次声乐爱好者的需要。其中《老年大学声乐实用教材》第一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歌曲为主；第二册以中外艺术歌曲为主，适合有声乐基础的学员演唱。这套教材今年被上海教委评为优秀教材，在书店和网络销售俱佳，第一册已经第八次重印了。与上海开放大学合作出版的《老年教育学院声乐教程》，则以大专学历班和歌剧演唱班这些基础较好的学员为主，作品包括中外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配有mp3光盘，有40首歌曲的范唱及钢琴伴奏，体现了文艺系雄厚的师资力量。 三、求新求特，探索中创立品牌 在校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文艺系开展了项目教育的活动，打造上海老年大学品牌课程。比如近年开设的中外艺术歌曲课程，声乐大专学历班课程，还有今年刚成立的歌剧表演实验班等，吸引了有较高水平的学员，对学员的声乐演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学员中有这种需求的也不在少数。文艺系尝试了别人不敢开设的项目课程：比如方怡老师的歌剧演唱实验班是目前最难上的课程，因为歌剧是综合艺术的最高形式，融美声、表演、形体、语言为一体，特别是歌剧起源于意大利，主流作品和经典唱段都来自于意大利歌剧。方怡老师选取了一些歌剧里大家熟悉而喜欢的唱段，如饮酒歌等，还请了来自意大利的老师专门教语言，使很多学员现在能用意大利语流畅地念出歌词。 又如青年教师姜俊亮执教的中外艺术歌曲班，学员需求不同，如何让学员们在90分钟内每个人都有收获，这是我们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他让学员通过对艺术歌曲这种高雅艺术的演唱和不同理解，提高艺术感觉，不断提高演唱水准。 多年来，由于青年教师加入教学队伍，他们活跃的个性、敏锐的直觉和敢于创新的意识，使文艺系的教学充满了活力。看看文艺系获得的这些荣耀，是足以自豪的： 2005年 获上海市中老年舞蹈大赛金奖 2006年 舞蹈“快乐学校”获全国老年大学民族舞赛“梅花奖” 2012年 舞蹈“大红枣”、“跳彩云”获七彩夕阳全国中老年才艺大赛最高奖项“凤凰金奖”，并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 2014年 舞蹈“水韵”获上海市中老年舞蹈大赛优胜奖 近期，摩登舞班选手获得东南亚国际标准舞摩登舞金奖。 （作者单位    上海老年大学研究室）

我是上海大学的一名退休英语教师，在校教了三十多年英语。1998年到上海老年大学来任教，主要教《美国之行口语ABC》《出国常用英语短句》和《美国实用口语》。教师职业是我一生的挚爱，我前半生已为之追求而奉献，而后半生又将余热贡献给老年教育事业，从内心感到无上的荣光，并发誓为之而倾心尽力。 以前我在大学教书，着重是教学生阅读英语文章。通过高考录取的大学生懂语法，有阅读能力，水准差异不大。但老年大学学员年龄跨度大，从50到80岁；文化程度差别更大：有不懂英语或只有小学英语水平的，要从26个字母开始学起;也有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回炉的;还有去美国进修过的访问学者，老知识分子，他们懂语法，但不会开口说话，所谓“哑巴英语”。很多学员原来在单位是骨干精英，可以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如今在小小的英语课堂上却是难以启口。因为各类学员的起点参差不齐，所以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我们都知道，学英语要求口齿要清楚一些，反应要好一些，记忆力要强一些。在这些方面，老年学员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迫切学习英语口语的强烈愿望。他们对我说：“我们子女在国外，出去探亲或者出国旅游，就想学点英语口语，交流方便一点。”这种“我要学”和“要我学”的态度不同，取得的效果也肯定不同。另外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从而他们理解和掌握英语口语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以下是我下决心开设口语课的一些做法： 一、编写补充教材，制作课文录音，便于会话。 《出国英语短句》原教材中的句子短而精，很实用，但是缺点是有问句而没有答句；或有答句而没有问句。我就根据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吸取原教材的精华，编写了补充材料。教材共有45个小对话，运用情景对话，解决学员出国时在不同场合可能遇到的问题。如在飞机上要解决吃、喝的问题；下了飞机过移民局海关要回答他们问话的问题；在购物时要学会挑选、还价的问题；去宾馆办理入住、退房手续或报修问题；在餐厅有点菜、问价的问题等等。譬如第一天上课教的是“飞机上用餐”，我就扮演空中小姐送餐，询问每一位学员想吃什么。学员一一作回答，气氛很活跃，他们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乘兴而为，告诉大家英语口语课就是要开口说才行，要大声、响亮地说出来，肌肉、神经都要发挥效应。而且在一次课上要反复地练习，熟能生巧。我用欣赏和鼓励的目光用心倾听这些爷爷奶奶辈学员们或流畅、或结巴的对话，稍有进步就给予表扬，使他们树立自信。 “开口英语”和“实用英语”的确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位学员到澳大利亚旅游时，从飞机上下来，发现丢失了一个箱包，就是靠学到的英语短句，和机场人员打交道，找回了箱包。现在出国买名牌包的人很多，我们的教材里就有专门挑选皮包这一段对话，有的学员在国外就按照教材逐句询问售货员，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从而对学英语充满了自信。 制作课文录音很重要，便于学员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我在教学中发现，尽管我在课上带领学员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甚至大多数学员当场都会背了，但是到下次上课时，很多学员却又都不会说了。他们说：“我们的记忆力太差了，一回家就不知怎么念了。”原来的教材是配有原版录音的，但是这原版录音对初学外语的老年人来说，速度太快了，根本跟不上。我利用业余时间录了辅助音带，放慢速度、强化发音，让学员先听我的录音，等熟悉课文后再听原版的录音。学员们用U盘或MP3播放器拷贝后带回家去，有的学员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录音，有的在公共汽车上戴着耳机听，有的读20遍不行，50遍不熟，就读100遍，加深记忆。同时通过听录音，语音语调也在不断得到纠正。学员们的刻苦精神也感动了我，增强了我教学的信心。  二、提倡欢乐教学、欣赏教学。 有的学员之所以只会“哑巴英语”，一是由于过去高校学英语提倡以阅读为主，学习目的是为了阅读和翻译英语科技文章；二是很多人是为评定职称而突击学英语的，着重语法练习，但不会开口说英语，即使要说一句英语，脑子里也在想主语、谓语……，语法框框封住了他们的嘴。开始时，我要求学员当着大家的面开口说英语，学员们仍很拘谨，怕说错。我对他们说：学英语并非易事。我是过来人，在带领你们攀登这座大山时，至少可以搀扶你们一把，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累了可以歇一歇，喘口气。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惊喜。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意》中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观点。 “寓教于乐”其核心是要让学生“乐”于“教”中，也就是“乐”于“教”的学习之中。参与的积极性高，学习效果就好。如何做到“寓教于乐”呢？我认为关键是要有充实丰富的教学内容，教师对学习过程全面、周到的设计以及幽默诙谐的语言，这样就能引发学员的兴趣，激发他们积极的思维和参与的主动性。 在课堂上，我提倡欢乐教学、欣赏教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活泼的课堂氛围。有一位80多岁的老学员，因腿脚不便，每次由保姆接送，并总是风雨无阻第一个到校。有一次班长告诉我，这位老学员的女儿送她来校，还想来听课，我答应了。下课后接到名片，才知道她女儿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高级记者，这次是到上海来出差顺便探望母亲的。她奇怪母亲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坚持来老年大学上课，就想来实地看看。听课后才知道，原来她母亲到老年大学来上课是这么开心。 提倡欣赏教学，就是当有同学讲英语时，老师和同学都要用欣赏的眼光去关注和倾听，寻找他的长处和优点。我对学员说：找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但是要找出他的长处和优点，就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素养和宽大的胸怀，要有敏锐的目光，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此后在班上逐渐形成一种正能量，即:谁在学习上有进步，班里有哪些好人好事，大家都会提出表扬；哪个同学在课上英语说得好，同学们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作为教师的我，每当学员起立讲英语时，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他过去的情形，并和现在的进步做比较，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充分肯定他。这样，每个学员的自信心都在不断增长，由开始不敢讲到习惯讲，再到争先恐后抢着讲。至于学员在会话中的不足和缺点，如果是共性问题，我会在学员们都讲完后，给大家一一指出；如果是个别的问题，我会在课后与他交换意见。老话说：孩子是夸出来的，老人是敬出来的。老人比孩子更需要夸奖、尊重和肯定。 在我们班上，学习气氛很活跃，但决不是随随便便和松松垮垮。每学期的开学第一天，我都和学员们“约法三章” ：不无故缺席，尽量不迟到；早退要请假；上课时不能随便说话，在练习英语时要积极参与。  三、实行“三动”，营造活跃、宽松的学习环境 这“三动”，就是主动、互动和自动。主动，即教师的主动授课和解疑；互动，即学员两人讲，众人听，进行点评。我们用学员二人组合的办法，帮助学员在课上或课下反复练习英语会话；自动，即学员的自身学习，他们将学到的语句抄在纸条上，早锻炼或乘车时都在背。每学期末，我们都有一次汇报演出，学员们踊跃参加，自编自演英语小品、对话，热情很高。另外，每个班都有志愿者队伍，志愿者的职责就是提前到校，与班上的同学进行对话。当“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时，有三分之二的学员报名当志愿者，学习和外国人开口讲英语。 我在不同的班级开了十几个讲座。如：“国际音标”、“数词”、“英语动词的时态”、“英语动词的语态”、“英语的词序”、“英语的虚拟语气”、“英语的否定句”、“汉语的量词在英语的表现法”、“如何把直接引语改为间接引语”、“英语的赞美词和粗语”、还有“上海旅游景点介绍”等等。例如当我发现很多学员语音语调都有问题，就利用课前十分钟时间，先后十次复习国际音标，不管是学过的或者没学过的，都重新过一遍。特别是对在语流中产生的特殊同化音、失爆、以及连读等现象，提出来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另外，我们在出国旅游、用餐时要询问价格，购物时还要讨价还价，对数字要求十分敏感，我在上课时反复训练英语数字。现在学员们对英语数词都会说，会听，反应较快。在此基础上再作数词讲座，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韩愈在《师说》中说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就要把知识传授给学员，要把教学大纲里规定的教学任务完成好。怎么讲得好，使学员容易接受，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例如《美国之行ABC》这个班，因为所有对话都是在真实场景下记录下来的，语言现象真而全。有的学员说：“老师，你不把句子分析清楚，我是记不住的。”也有的学员根本没有学过系统的语法，你一讲语法，他就像腾云驾雾一般。怎么办?我就用提供“自助式大餐”的办法，把每段课文的重点、难点，以及学员可能会出错的地方精讲多练，通过不同的角度反复讲，着重句型训练，直到大多数学员听懂为止。学员可以在听讲中各取所需。 四、结合教学 传授文明用语和西方的礼仪习惯 我希望学员在外出旅游时讲究语言艺术，更要体现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文化从狭义上来讲，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土人情、传统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如果我们光学语言不了解一点西方的文化，到了国外，就会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格格不入，甚至会闹出笑话来。譬如，我以前在美国进修时，第一学期刚考试完，老师问我考得怎样，其实我考得不错，可是嘴上却要谦虚一番：“Just so-so．”(马马虎虎)。这位老师到中国教过书，她说：“你们中国人总是那么谦虚。”但是相同的情况如果问外国学生，哪怕是他考得不怎么样，也会说“0k!” 因为他们强调的是自信心，完全不理解中国人的“自谦”。再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听到她女儿对其母亲说：“某某真没有礼貌，我问他要不要喝咖啡，他只说了一个N0，连谢谢都不说。”这一个N0，说明他已经听懂了你的意思，但是在西方，应该说：“No，thanks．”。（不，谢谢。）另外，中国人在国外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不文明现象屡有发生。有一次在机场，只听得有人大声呼喊：“阿二，来来，在这里。”全体乘客都朝他看，不知出了什么事。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学员在出国时，不仅会说点英语，而且应该讲文明、懂礼貌，言行举止要得体，有文化修养，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如果我教的学员只会说几句英文，但出国时举止不雅，大吵大闹，那我的教学就是失败的。 另外，我会结合课文，介绍西方主要的节假日，并且和中国的节假日加以对比。例如美国特有的感恩节，原本只是感恩上帝，而现在感恩节他们也感谢父母及所有对他有恩的人。由此我介绍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也有“百善孝为先”，我们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连父母都不感恩的话，你还会感恩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祖国吗?(英语中的“祖国”一词是motherland或fatherland，即父母亲土地)。 五．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虽然我在老年大学、在这两个英语班是担任教师的角色，但我感到，在学员们所从事的领域或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他们亦是我的老师。即使在英语方面，他们中有很多人在科技英语的书面翻译方面也都比我强。所以在和学员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以朋友相待。尤其是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们有的同学把课文抄在小纸上，走到哪，都可以拿出来看。有一位学员一边背，一边在计数：50遍、100遍、150遍，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学习精神，学习进步很快。她在互联网与在美国的女儿和在澳大利亚的侄女聊天时，秀了一把英语，她女儿对她说：“妈妈，你的英语进步真快”。有了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老年人也是完全可以学好英语口语的。 我和学员之间可以互相谈心，沟通思想。我家住在闵行区莲花路，早晨6：45分就要出门，8：00到校，提前一个小时做准备工作。虽然两个小时的课需要花上半天的时间，但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学员接触，如果他们想宣泄自己的情绪，我就是一个聆听者；如果他们想征求我的意见(如子女教育、落实政策等)，我也会发表白己的意见。师生之间没有隔阂，对教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在课堂上他们的心情放松多了，站起来说英语的心理障碍小多了。还记得前年冬天，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嗓子一下子失声了，就有十几位学员给我送来了药品，系主任王老师也马上给我配备了“小蜜蜂”扩音器，还有好几位学员打电话来问寒嘘暖。我当时就想，真是不是亲人如同亲人，在老年大学，我真的找到了家一般的感觉和温暖。 老年学员们为家庭、为我们的国家辛劳了大半辈子，到了晚年来到老年大学想学点知识，圆年轻时的梦。能帮助老年学员圆梦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能在这座为老年人圆梦的神圣殿堂当一名教师，这是我的荣幸。同时，我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只有加倍努力，不断创新，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才能不辜负领导和学员们对我的期望。  （校研究室推荐）

包先生退休前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性格内向，举止儒雅，八小时外是个标准的宅男，除了读书看电脑，还张罗家务，负责“买、汏、烧”。他妻子是同一单位的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唱唱跳跳，嘻嘻哈哈。夫妻俩一动一静，性格互补，相互欣赏，相濡以沫，恩恩爱爱。 转眼夫妻俩都退休了。包先生发挥余热，继续在原单位上班。妻子就自然而然接过包先生家庭重任，成了家庭全职“买、汏、烧”。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主内的忙外了，忙外的宅家了。一天一天，包先生夫妇俩都在慢慢适应“新”生活。半年过去了，包先生无意中发现妻子的性格变得内向了，歌声没了，笑声少了。包先生感到这不是好现象，性格外向的妻子整天在家怎么会不憋出病呢？担心妻子是否会得“退休综合症”、忧郁症。知妻莫如夫，包先生对症下药，就主动到老年大学为妻子报名声乐班、舞蹈班。 这果然是一贴治病良方，是绝对明智的决策。自从妻子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后，歌声笑声又慢慢地回来了，家庭生活又恢复了原生态。妻子整天唱唱跳跳，说说笑笑，似乎更忙碌了。包先生在单位发挥余热，下班回家重操“买、汏、烧”,忙得心里踏实，忙得不亦乐乎。包先生发自内心高兴地说：怎么快乐就怎么生活，就让令人快乐的生活习惯继续延续下去吧！ （作者为上海老年大学游学系系主任）

上海老年大学器乐系以往开设的课程中,除了电子琴、长笛外，琵琶、古筝、二胡、葫芦丝都是民族乐器，如何满足广大老年学员多方面学习器乐课程的需求,成为学校和器乐系领导经常思考的问题。 2015年初，王海晶接替方帼萍担任了器乐系主任，上任伊始，他着手调查研究——找教师了解教学动态，找班长了解教学情况，找学员了解各种需求。他发现，器乐系的民族器乐课程比较饱满，能够满足老年学员和民乐教学的发展要求，但西洋乐器方面相对单薄，器乐系作为一个整体，中西器乐发展不能偏颇一方，都要为学校整合资源，创造品牌，单靠民乐一条腿走路就会偏离方向，如果增加西洋乐器这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就能走得稳、走得长。 王海晶主动提出设想：开设西洋乐器课程。他排摸器乐系的教学资源，现有教室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真像“螺蛳壳里做道场”了，很难再挤出一块空地或一个时间段。 于是，他梳篾寻找,终于发现教师食堂这块宝地，午饭之前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安排一堂课，只是下课后务必及时恢复食堂的座椅排列，王海晶征得总务部门同意，解决了教室问题。他马不停蹄，利用他在音乐界的人脉关系，找来了管乐团的前辈商谈开设西洋乐器课程以及将来组建管乐队的方案，通过引荐找来了多名专职教师，他做事谨慎，请每一位应聘老师试课，组织班长与学员听课，从教学方法、演奏水平、教案板书等多方面进行评分，从中挑选出满意的教师。为了打响这一炮，他还亲自挑选有经验的学员担任班长。开设萨克斯课程的消息不胫而走，报名人数一下子爆满，大大超出预期。 （作者为上海老年大学器乐系学员）

一本书，就是一笔财富，一个长者，就是一面旗帜。岁月有情，写回忆录也是一种追求，是老人依然有理想有活力的一种表现。现在说文化养老，写回忆录就是减缓衰老、保持思维健康的长寿之道。 在上海老年大学开设回忆录写作这门课前，我作了一番可行性调查：为什么一家为老人撰写回忆录的文创公司，居然能在电视台养生堂节目做广告？为什么《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能在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还成为书店的畅销书？北京老人的写回忆录热会不会漫延至上海？ 朋友说写回忆录会咀嚼痛苦，有道理啊，回忆中有火有气是正常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来自学习、事业、情感、人际、物质上的挫折和坎坷。首先要与学员一起越过这个障碍。写回忆录就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得失悲欢，找到一个美好的角度去看待人生，抚平历史留在我们心底的伤痕。要让老年生活“丰富起来”、“快乐起来”。不灭了这“火”，不解了这“气”，能过得舒坦吗？ 至于回忆中涉及的人与事，可以直抒胸臆，说真话解心结。经过岁月风雨，我们大度地看他和当年事，相信别人也会大度地看你和当年事，假如不能，说明心结依然，有的已属江山好改本性难移，那就可以隐去真名，但我们要笑看此辈，别往心里去，再用他的历史上的错气自己一次，太不值了。 学员赵玉虎在文化大革命中双手被红卫兵拗过喷气式，他在《我“享受过”一次喷气式》这篇回忆录中，解开了心结，大度地说：“当时的几个小毛孩早已步入中年，他们当时的错误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我相信他们当时年幼无知，是无过之过，是诚实的错误，因此，我完全没必要耿耿于怀，应有一颗宽容的心，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历史的小插曲，让过去的就过去吧。”班长马佩珍写了她18岁那年，毕业分配赴藏时在火车站妈妈送她的一幕，是那么的平静，妈妈离开哭哭啼啼的拥挤人群，跑到火车前方，就为了火车开过来时能多看女儿一眼。《妈妈，再见！》在朗诵班朗诵时，激起了台上台下多少泪花。 学员龚钦华写了《妈妈的笋脯豆》，这舌尖上的妈妈多生动啊，她做了笋脯豆给大家尝，我也根据她写的制作流程做了一次让大家尝。然后，就有曹赛春的《醉酒酿》和杨银娣的《数“豆”》，先从舌尖上的回忆写起，味道真好呀！就是要让学员一进门就尝到写回忆的开心。 我讲课时，让学员相信自己头脑里的回忆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必要模仿，也无处可模仿。不讲文学写作手法，强调每个人都有讲故事的能力。回忆录就是要没有格式，没有框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它不是总结报告，而是聊家常。 用手写我心是写回忆录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写的是真情实感，不用做官样文章。心想之，笔写之。兴之所至，信手写来，随心所欲，不受羁绊。我们写是为了快乐，可不是为自己立碑树传，更不想歌功颂德。而是为了重新拾起儿时玩伴的调皮，少年同窗的艰辛，青年战友的情谊，成年同志的执著，以及人到老年的生活。我要他们踏上回忆录写作这个快乐的写作旅程，写作可是件开心事呢。 这个班开班四年来，许多从没拿笔写过文章的55岁到85岁的退休医生、工程师、非语文类教师、企业管理者写出了大量作品。近年来，除每年出一本三十万字左右的学员作品集外，有二十几篇学员文章在《上海滩》、《退休生活》、《宁波人》等杂志发表，有的还在征文中获奖。第一次看到文字变成了铅字公开发表，他们都很开心，我比他们更开心。感谢上海老年大学为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在这个领域里尝试。 （此文发表在2015年9月20日新民晚报）

林仲兴老师是艺术大师吴昌硕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人品、书艺和教学方法，无不为广大学生所称道。 精心备课 林老师虽然在老年教育战线从教20多年，但他始终那样认真、执著，他有一句名言：“我把每位学生都当教授”。77岁高龄的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即起，读书练字、精心备课，做到：不重复自己、不重复教案。有些跟随他多年的学员，发现他的教学内容竟然没有重复，不禁啧啧称奇。林老师对课堂教学的每首诗文，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不仅疏通文字，还结合生活直抒胸臆，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精心示范 林老师每学期教每班学生两本字帖，后因学生越来越多，原来两班分成四个班，而且教学内容各异，分为：篆草班、篆行班、魏行班、隶草班，这样就变为四个班八本帖，如小篆、隶书、魏碑、行书及草书都选自名帖。林老师每堂课有三分之一时间当堂示范，从执笔的擫、押、钩、格、抵，到运笔的结体布局，笔笔有交待、字字有心得。既体现传统技法的“屋漏痕”、“铁划沙”，更有他自己的突破、超越和创新。 精心点评 每堂课的最后环节中，林老师拿出折叠教鞭，对学员的习作逐篇逐字评价点拨，甚至再次示范。他认为这既反馈学生的“学”，也检验教师的“教”。林老师还做到因材施教：对学生中的“高手”，响鼓重捶，严格要求；对年长学员，称呼“某老”，尊重鼓励；对新学员则勉励有加，耐心点拨……点评一人，得益全班，这是林老师每堂课的“收官之作”、点睛之笔。 精心赐作 每学期的最后一课，林老师都要无偿为每位学生写作品。他熟练运用篆隶行草、当堂挥毫，还逐一盖章，成为一件完美的佳作。虽然内容由学员自选，但林老师从不马虎，有时还帮助修改、点石成金，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林老师以篆书、隶书及草书精心创作、装裱精美的《心经》和禅语，先后捐赠给江浙沪一带的著名寺庙和博物馆多达400多幅, 他还精心挑选了60幅作品捐赠给中国文字博物馆。

鸡仔饼是很有特色的广东点心，甜中带咸，甘香可口，外脆内酥，外形像小鸡仔，因此得名。这是一款深受上海市民喜爱的点心。一天，我在食品店看到有人买了十斤鸡仔饼，得知是为邻居朋友代购的。我猜想味道一定不错，好奇心驱使我买些品尝。果然，感觉不错，味道正宗，以后我就成了这儿的常客。有位原籍广东的同事，聊天说现在的鸡仔饼已经没有儿时的口味，我就买些带给她品尝。恰巧，另外两位老师也带来两家知名广式食品店的鸡仔饼，大家品尝下来，无论味道，还是性价比，我买的那家店的鸡仔饼都评为第一。 当我得知家政系特色点心班要教学员制作鸡仔饼时，我又买了一些给老师品尝，并可用作教学参考。老师将自己制作的和我带去的鸡仔饼发给学员品尝。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学员们品尝后，说出了两款鸡仔饼各自特点，但总体评价，还是自己老师的略胜一筹。 其实不足为奇，家政系的陈黎老师是从事特色点心制作和教学20多年的技师，是国际烹饪大赛的铜奖获得者，她的高超技艺岂能是一般商店点心师媲美超越的呢? 上海老年大学有许多像陈黎老师一样深受学员喜爱的教师，他们热爱老年教育，为人师表，专业水平高。学校为他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献身教育的平台，他们努力工作,教书育人，为上海老年大学金字招牌增光添彩。 (作者为上海老年大学游学系主任)

2010年秋季班开学后不久，在文史系讲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沈老师突然患重病不能来上课了，50多名学员面临着停课的危险。系主任及时“搬救兵”，终于请来了时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的伍伟民老师。 伍老师也是教师出身，从事古籍研究和科研领导工作20多年。他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激情四溢的讲解风格和严谨的教学态度，很快就赢得了学员们的欢迎，至今已任教第6个年头，并成为文史系每周授课最多的老师之一。 潜心教学 深得欢迎 古文选读班的学员之间，年龄相差近40岁，年长的已达90高龄。学员的学历也参差不齐，基础不同，理解和接受能力不同，要求也各不相同。有的基础好，要求讲得快些，有的底子薄弱，要求讲得慢些；有的希望讲得精深一些，有的希望讲得面广一些。伍老师了解到，这些学员都是古代文学的爱好者，晚年走进课堂，就是为了弥补年少时没有条件学习的遗憾，他们的求学愿望难能可贵。他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认为要面向大多数人的需要，授课的知识容量尽可能大一些，涵盖历代主要作品，重点篇章讲深讲透，使大家都有收获和提高。 伍老师是长期从事古籍研究的学者，要走上讲台，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课程讲深讲透，仅靠平时掌握的知识还不够，仍需刻苦钻研和细心琢磨。如讲解《宋词》部分，就要对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时代背景、地点、作者以及编订和流传的情况等都必须作详细了解。另外，历史上对相当多的诗文有不同的见解，伍老师就选择文学史上有定论或主流的观点来介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会产生一些新的说法，伍老师在备课之余，又经常花功夫从网上搜索新知识新动态，使课程内容更丰富更全面。 同时，伍老师除了讲解古代文学作品和古汉语知识外，还要介绍与作品有关的当时的历史、哲学、社会变化、风俗文化等知识。掌握这些相关知识，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在讲课时，伍老师总是适时加进补充材料，大家听得有滋有味。他还时常补充一些名人轶事，引起大家听课的情趣，活跃课堂气氛。如在介绍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时，列举为他四个女儿取名的趣闻：女儿们个个如花似玉，才识非凡，长女取名章?（“尔”的古字）， 二女取名章叕（“缀”的古字），三女取名章?（“展”的古字），四女取名章?（音“吉”），可见章太炎的学问高深，无人可及。但到了婚嫁的年龄，却因无人识别这几个字而不敢提亲。这件趣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幽默地提醒人们：给孩子起名字，不要用生僻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尴尬或麻烦。 当部分学员对讲课有新的深层次的需求时，伍老师则采用大学时施蛰存先生的方法，请他们在课后提问或写条子，个别给予解答，而当场解决不了的，他会回去查阅资料，下次再作解答。比如讲到南宋范成大的《催租行》一课时，因文字平实质朴，内容易懂，对于有古代文学基础的学员来说不难理解；但对于基础较差，或者半路插班的学员来说却有困难，故仍需串讲全诗，把重点放在对这首田园诗特色的理解上。下课后，一位学员向老师提出“这首诗好像不押韵？”伍老师说“肯定是押韵的。这是一首歌行体的古体诗，与近体诗押韵要求不同，可以换韵。”伍老师回家后仔细查对，到下节课时把查韵书的详细结果告诉了那位同学。该学员感动地说：“老师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呀”，伍老师则谦虚地回答：“感谢你提了一个好问题，提醒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歌行体诗歌押韵的知识”。 亦师亦友，教学相长 每次上课，伍老师都会提前来到教室，用微笑迎接陆续进来的学员。有问题的学员也会利用这段时间与老师像朋友一样交流。伍老师常被学员们求知若渴、勤学好问的精神所感动，感到与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学员共同探讨疑难问题，可以教学相长。例：《五人墓碑记》中有一句“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备课时，伍老师有点疑惑：既然是朝廷的表彰，应该立碑在大路上，众人仰视，起到表彰和激励的作用，怎么会在“大堤之上”呢？为这个“堤”字，他查阅了各种工具书，“堤”没有“路”的意思，再查各种版本的《五人墓碑记》，此话也没有异义。上课时，伍老师就此提出疑问，马上有几个在苏州居住或工作过的学员说，这里的堤指的就是路，五人墓在苏州虎丘，虎丘的七里山塘既是大堤又是大路。书本上找不到的问题迎刃而解了，伍老师十分感慨地说：“这就是活的知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啊”。伍老师的谦逊求真博得了大家的敬爱，班里形成了互帮互学，乐于探究的良好学风。 伍老师是上海本地人，从小没有机会学标准普通话，容易将一些字句读成方言。所以，每次上课时，他都会提前一天把相关词句标好音，读上几遍，尽量做到读音标准。即使偶尔出现口误，伍老师也会听从学员提醒，马上纠正，并表示歉意。 老年学员记忆力有所衰退，对重要知识点或常用典故往往不容易记住。伍老师就不厌其烦地重复介绍，增强大家的记忆。如“长门赋”、“新亭对泣”等诗词文章中或明或暗反复出现典故的运用，伍老师上课时就予以或简略或详细的解释，表达方式也力求有所不同，使学员不觉是枯燥和重复，又起到了“温故而知新”的作用。 开设新课  倾心奉献 根据学员的要求，去年伍老师在重上《古代文选》课的同时，又新开了《史记》课。为上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宏篇巨著，伍老师利用整个假期做了缜密设计，精心准备。开课了，他把《史记》的最后一部分《太史公自序》作为“开场戏”，讲了一个学期，让大家在了解司马迁的家世、成长经历、著书始末等情况后，进一步理解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本旨，先提纲挈领地了解《史记》的全貌，为后面的学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讲到精彩之处，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表达对老师的褒奖。现在这个班的大教室100个位子已座无虚席，成为文史系学员最多的班级。  在老年大学上课，就要像伍老师那样，学识上胜人一筹，精神上倾心奉献。他这样对古籍研究颇有造诣的学者，退休后想去“淘金”的门路是不少的，但他却选择了投身于老年教育，为传播中国古典文学贡献自己余生的光和热。老校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为走进夕阳的人们带来充实和快乐，将功德无量！”伍老师不正是这样的人吗?学员们的共同感受是：此生能以伍老师为师结友，三生有幸！                              （作者：上海老年大学）上海老年大学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