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办第三年龄教育大有可为
2016-01-26
今天，我应邀来到复旦校园，参加贵校老年大学20周年校庆活动。我是来祝贺和学习的，希望共同为发展我国高校的老年教育事业作出努力。我想就高等学校办老年教育的问题介绍一点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一、老年教育应当正名为“第三年龄教育” 讨论高等学校办老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在国际视野中为老年教育正名，正名的理由来自对当代60岁以后人群所作的老年学分析。 （一）区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 1974年,欧洲出现了第一所老年大学。它是法国图鲁兹社会大学教授皮埃尔.维拉斯（P.Vellas）创办的，但其名称却是Tolouse Third Age University,就是说，法国人在一开始就弃用“老年”二字，称他们为“第三年龄”人。这样称谓，显然有两大好处：第一，避用“老年”这个让60岁或65岁后年龄的人丧气的词，并且也是不确切的词，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任何老态；第二，联结60岁或65岁后年龄人同青年、中年人，指明三者是循序展开的人生阶段。 法国人把整个60岁或65岁后人通通叫做第三年龄人。但英国人却提出了新的界定。英国社会学家、英国第三年龄大学创始人之一彼得.拉斯里特（P.Laslete）在所著《生命新图——第三年龄的出现》一书中指出：应当区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第一年龄是人开始社会化和接受教育的阶段；第二年龄是立业、成家、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的阶段；第三年龄是人生的顶峰，一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拥有供自己安排的足够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自己的潜力，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第四年龄才是生活不能自理、依赖他人照料、逐渐走向死亡的阶段。（参看董之鹰：《老年教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24页）我是研究哲学的。在哲学上，我们既要承认对立的事物或事物对立的阶段之间的区别及其界限；又要承认他们之间的联系，即承认：存在着既是对立面A又是对立面B的中介性事物。也就是说，既要承认事物之间的“非此即彼”，又要承认他们的中间物的“亦此亦彼”。按照这个道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是有界限的，在质上，看他们有没有自主活动能力；同时，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之间也有中介，例如70—80岁的许多人，精力还有，但又逐步变老，他们处在从第三年龄到第四年龄的过渡期。所以这两个年龄的界限又是模糊的，具体的人，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自己，已经78岁。但行为尚自如，精力还充沛，思维较敏捷，研究和写作每天都在进行，70岁以后的八年，写作、主编了5部著作和发表30多篇论文。我觉得，我还是第三年龄人。 对于中国来说，区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极为必要，因为这种区别是合乎中国实际的，并且有利于改变对于老龄人和老龄事业的悲观态度。据国家民政部提供的材料，在2012年我国1.87亿老龄人口中，高龄老人（80岁以上）2200万人，失能老人3600万。按照拉斯里特的区分，这3600万人，就是中国的第四年龄人，占全部老龄人口的19.2%，其余80.8%都是第三年龄人；同时也说明：60—79岁的人中属于第四年龄的只有较少人数。（参看国家民政部负责人谈话，《南京日报》2013年5月3日）笔者认为：反映老龄化客观状况的中国老年学，应该改变把60岁以后的人不加区别地笼统叫做老年人，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把3600万失能老人看作是全部60岁人的一般状态的观念，在理论上建立“划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的思想、60岁后人“阶段性逐渐退行”的观念和对各阶段老龄人“区别性加以对待”的态度。 （二）确认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年教育应该是第三年龄教育 上世纪50年代，老年教育在美国萌发。60年代，自觉程度提高，1970年，密西根大学教授霍华德.麦克拉斯基（H.MeClusky,1900—1982）提出老年教育是一项积极的事业。之后不久，世界上第一家老年教育杂志创刊，刊名为Educational Gerontology,直译是“教育的老年医学”，意译是教育老年学。那时，没有第三年龄教育的概念，应该属于老年教育的萌芽期。法国人率先把老年人称为第三年龄人，于是，老年教育也就叫做第三年龄教育；英国人更先进，区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实际上已经指出：作为第三年龄教育的老年教育是针对尚未失去自主能力的健康老年人的教育。刚才，我拿到贵校华宏鸣教授的新著《“积极养老”的全方位探索》一书。在书中，华教授支持区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的观点，并且论述了各个年龄段人们的教育的区别性。他写道：“第一年龄期为幼儿到青年（以学校学历教育为主）；第二年龄期为成年期（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第三年龄期是退休后的低龄和健康的老年期（以老年教育为主）；第四年龄是高龄体衰的老龄期，是老龄人逐渐依赖他人赡养护理照料的时期（依自我休闲为主）。”（华宏鸣：《“积极养老”的全方位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针、内容和动力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172页） 把对60岁以后的人的教育，界定为第三年龄教育，不仅是从教育对象能够学习、也能学好的实际出发的，而且就教育价值而言，产生了新的方面：第一，过有情趣之晚年生活的价值。让生龙活虎的第三年龄人，把学习当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学习中使知识才能得以增量的生活，也是意义不凡、让人自豪的生活。第二，圆年轻时期之梦的价值。让年轻时没能自由选择、没能开发潜能、一直存在梦想的第三年龄人，通过自由选择进入新的知识才能领域，开发积累多年的潜在能力，实现终身盼望的梦想。第三，继续为社会奉献终身之愿的价值。让愿意继续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第三年龄人，通过学校阵地，结成社会团体，找到服务社会的新渠道。 二、高等学校应该在第三年龄教育中承担重要责任 第三年龄教育，意味着是对较为年轻、仍有着进取精神的退休后的人的教育。对于这种教育，高等学校理应担负一份责任。欧美各国的高校已经做出了榜样。我国只有较少高等学校为本校退休教师、职工办了老年大学，现在需要提出开创高校第三年龄教育新局面的要求。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笔者作如下的分析： （一）我国老年教育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老年教育主要是由党委政府主办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来实现的。它在开始阶段，是为离休的老革命们提供欢度晚年的园地的，后来离休干部的比重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进入老年大学，他们为了健康快乐的感性诉求很快促使老年大学办成康乐园地。这里有一个退行性转变。明显的标志是，在一些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中思想道德教育逐渐淡化，书法绘画学习者也趋减少，文学历史课程比重相对降低，“康乐教育是老年教育最高本质”的浅表理念不胫而走，“玩儿”被理解为这批老年人的“主流民意”，“服务社会”作为五项宗旨之一也被不少人要求加以删除。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将老龄人口不分阶段、不做区别、一概看作社会负担的消极老龄观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真正办好对于60岁后人们的教育，必须把这种“消极老龄观”转变为联合国倡导的“积极老龄观”，其关键是划分第三年龄和第四年龄，让老年教育回归为第三年龄教育。 （二）欧美各国高等学校办第三年龄教育的做法 今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AIUTA（英文全称：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Third Age,中文应译为“国际第三年龄大学协会”）第92届理事会暨国际研讨会上，斯洛伐克哲学博士纳捷士达.赫拉普科娃教授发言，介绍欧洲第三年龄教育的情况。她说：各个国家普遍办了三个层次的第三年龄教育：第一层次是乡村俱乐部或老人院为长者开设的讲座；第二层次是业余大学、普通大学、第三年龄学院、开放大学、老人学院等机构所办的第三年龄教育，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开设的老人课程；第三个层次是由公立或私立大学办的第三年龄大学，它们的特点是：入学需具备一定基础、课程达到高校水平、授课由大学教师来做、学制2—3年、学习完成意味高校毕业。 笔者接触到材料显示，欧美正规大学办第三年龄教育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向第三年龄人开放大学课程。 如：德国慕尼黑大学，笔者看到这所大学向第三年龄人开放的课程大表：共有300多门课，人们自由选择，报名注册，按时听课，参加考试，获得学分，积累到一定分值，可拿到毕业证书。又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它同慕尼黑大学一样，也是向第三年龄人开放课程。现在，55岁以上的大学生占该校学生总数的20%，60岁以上的大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0%。 第二种形式：在校内设第三年龄老年大学。 如：斯洛伐克夸美纽斯大学。1990年建立第三年龄大学，是斯洛伐克第一个办第三年龄教育的高校。该校为学员提供三年制的学习计划，与青年学生分开上课，开设32们课程，每年招生1900名。又如：西班牙格拉达那大学，它为50岁以上注册学员开办三年制大专班。三年内参加660课时的听课，学完27门课程，交出论文，可以获得毕业论文。 第三种形式：在校内办自治性的学习社团。 如：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赞助开办“退休学习学园”（Institutes for Learning in Retirement）。这是一种自治式、会员制的退休人员学习组织。经会员讨论决定课程、教法、活动方式。辛辛那提大学所办退休学习学院，主要采取专题讲座与学员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来教学，内容涵盖文学、艺术、语言、法律、历史、地理、商贸、伦理等。每讲完一个专题，学员进行讨论，不留作业，不计学分，没有考试。（以上欧美各国高校办第三年龄大学的情况，参看董之鹰：《老年教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442—451页） （三）高等学校对第三年龄教育应尽的责任 应该承认，欧美各国高等学校对于办第三年龄教育的自觉性和热情要远高于中国的高等学校。他们那里，可以说是“蔚然成风”，而在中国，给人以“凤毛麟角”之感。这种差别的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仍纠缠于大、中、小学，严重缺乏“终身教育”的思想观念。高等学校对于第三年龄教育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欧美各国高校的做法对于回答这个问题应有启示： 第一，应该去满足一部分第三年龄人通过学习取得学历并且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业的愿望。 这些人，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进过大学，退休后想实现自己的宿愿，圆自己的大学梦；另一种是上过大学，但学的专业并非自己的兴趣之所在，退休后学习真正擅长的专业，以期在第三年龄岁月有新的作为。 第二，不能拒绝第三年龄人到高等学校来享受高品位教育和最新学术成果的要求。 高等学校有“服务社会”的义务，也应有开放办学的现代观念，应当接纳有到高校学习愿望的退休人员来校学习。这些人也许不缺学历或者不追求学历，但他们把学习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坐到名牌大学里，听教授的讲课，学习自己有浓厚兴趣的东西，让退休后生活得更有品味。 第三，贯彻终身教育思想，为扩大第三年龄教育的受众面贡献力量。 目前我国有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约42，000所，在校学习的老年人约4，980，000人，以2012年全国老年人口1.87亿人来算，老年人的入学率只有2.66%，发展严重不足。其原因是它的发展极不平衡。全国六大区中，华东区六省一市发展较好，规模较大。华东区办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数占全国总校数的66.2%，入学率约为4.5%。其他五个区的学校数加起来只占33.8%。为了实现老年教育的科学发展，高等学校利用丰富教育资源普遍举办第三年龄教育是必须予以倡导和促进的事。在2010年10月举行的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第10次理论研讨会上，协会会长张文范提出：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必须发展面向全体老年人的老年教育。为此，应该倡导我国老年教育的三个延伸：向城乡社区延伸、向企业延伸、向高等学校延伸。发出这个倡议已有三年，但第三个延伸基本没有动静。 三．对高等学校更大规模地举办第三年龄教育的建议 复旦大学老年大学办了20年，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就。上海的各个高校，也有好多所办了老年教育，有2万多老年人在那里学习。其中，办学规模最大的上海师范大学老年大学，学员达到8000人次；交通大学老年大学规模也大，达到6000人次；复旦大学老年大学也有1125人次。成绩都可喜可贺。乘此机会，笔者想对高等学校办好第三年龄教育的问题提一些建议。 （一）进一步办好现有的高等学校老年大学 上海市各个高校的老年大学，在开办之时都是为本校的离退休教职员工服务的，以后，逐渐开放，接纳校外的离退休人员，扩大了学校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我所说的“进一步办好”有两个含义：一是加强和上海各个市级老年大学的交流，共同研究和掌握中国老年教育的规律。省市办的老年大学规模大，课程设置结构比较宏伟，教学方式方法和校园文化建设，都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做法。经验积累了不少，也有一些理论的总结。比如，老年大学设置课程，要有两条原则：一条，叫做“适应性设置原则”，就是了解老年人直接感受到的需要（我们叫它“感受性需要”），以满足这种需要为目的来设置课程；另一条，叫做“引导性设置原则”，就是要了解老年人为了健康长寿，根本上需要学习什么（我们叫它“本质性需要”），以满足这种需要而设置课程。高等学校老年大学也要考虑贯彻这两个原则。这很可能打开你们的新局面。二是发挥高校的独特优势，把教学科研都搞上去。优势之一是高校尖端人才汇聚，教授水平高，研究力量强。高校老年大学一定能产生高端的精品课程，也一定能拿出老年教育学的精品成果。复旦大学老年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就是证明。 （二）参照欧美经验，开辟第三年龄教育的新天地 上面讲了欧美各国高等学校办第三年龄教育的多种做法。在他们那里，第三年龄教育主要由高校来办；在中国，由党委政府办各级老年大学作为骨干，带动全国老年教育的发展，在我们国家，主力军是这些学校。现在，高校办老年教育的很少，学员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打个比方，是个偏师。笔者想法，应当把高校的老年大学搞成中国老年教育的一支方面军。笔者建议，在以下几个可能性中，寻找高校第三年龄教育发展的空间。 第一，提倡我国高等学校普遍举办以本校退休教师和职工为基本对象、同时广泛吸收社会上的退休人员的老年大学。尤其是文学历史、美术艺术各科师资力量雄厚的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应该开办此种老年大学，这对于愿意学习这些课程的退休人员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设想，如果我国有1000所高校办第三年龄教育，每校接受1000名退休以后的人来校学习，那就解决了100万人的学习问题。 第二，学习澳门理工学院的做法，将老年大学更名为“学院”（高校现有老年大学也可改为类似名称），成为学校的二级学院。这样做，能够增强第三年龄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纳入高校教育资源的统一调配，这有利于大幅度地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学习慕尼黑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做法，将学校适合第三年龄学习的课程向他们开放，选择这种学习方式的人，在学校提供的课程表中挑选课程，注册学习，完成学业，记录学分。这样做，既可以发挥高校教育资源的作用，又能够满足青年时期没有得到进大学学习机会的人的美好愿望。 第四，学习夸美纽斯大学和格林那达大学的做法，正式开设有高校学历的第三年龄大学。现在，由党委政府主办的老年大学中，已经有学校建立了学分制，设置了毕业制度，为毕业学员举办典礼，颁发证书，受到许多退休人的欢迎。可见，高等学校举办有学历的教育，一定会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三）实现高等学校第三年龄教育更大发展的期待 高等学校第三年龄教育的发展，有待于终身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普及。“终身教育”的概念和思想，是由法国职工教育活动家和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Langelang）在1965年提出的。他本人解释说：“终身教育即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导论》，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6页）这个概念指明：教育在外延上，涵盖横向上的所有教育形式并使之实现统合、纵向上囊括人生全部阶段并使之具有一贯性；在内涵上，教育应着力于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由人格的塑造。不论哪个阶段、哪种形式的教育，都要贯彻这样的人本思想和生命教育观。同传统教育的工具论相比较，提出终身教育的自由生命论是人类教育思想的本质变化和严肃改革。国外高校积极办第三年龄教育，是同他们树立终身教育观紧密相关的；而国内高校仍拘束在为社会培养建设者的教育思想上，所以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在终身教育上。例如，美国1000多所高校中，有716所招收65岁以上的人入学；我们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向第三年龄人开放，办老年大学的也只有少数大城市的少数高校。这是我国教育落后的重要表现（参看陆有銓：《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4页） 高校办第三年龄教育是个新鲜事，新事物又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想，上海会在全国率先产生这种新事物。例如，把老年大学设成高校的二级学院，在我国澳门已经有了，大陆还没有，上海很可能有第一所。又如，高校向60岁以上人开放课程，是许多退休后人的翘首盼望的事，上海也最有可能产生第一家。
